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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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

许校长,各位学术界前辈、专家,首先,本人得衷心感谢北大教授委员会诸位先生的推荐,给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北大百年纪念论坛上发言。记得我在年前香港举行的炎黄学术会议上谈到郭店楚简中最后部分的《语丛》,可相当于庄子屡次郑重提及的重言(重言应当解释为keynotes不是重复)。古代政治领袖,像禹之拜昌言,这说明先哲是如何尊重传统。若干年来,由于出土简册的丰富,我亦曾多次提到未来的21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现在已正式进入2001年,我充满信心地预期21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

长期以来,人文科学与其他先进的科学接轨,近年三代断代工程的成就,正是重要的说明。我们的历史是世界上文化持续没有间断和转换的,在外人代我们操笔政所写的历史,认为我们的信史,只能从商代讲起,似乎很有问题。郭店楚简中显示的虞夏相继蝉联的史实,我们何能加以抹杀?所以,我们的古代史有由我们自己重写的必要。汉字的远源,从出土文物和各地陶器上刻划、书写的符号看来,正是文字的前身,北大现在正对此做全国普查,是很重要的工作。

在整理简帛经典的过程中,最令人困扰的是异文的复杂性。陆德明当杨隋统一南北,总结六朝人的训诂工作,编著《经典释文》一书。我曾建议应该利用简帛的新材料,参考清代学者对异文的研究成果,去重编一部新的《经典释文》。这不仅是语文方面的贡献,实际上也是某一语汇的探讨,是文化史重点问题来龙去脉的综合性研究的基础。这是一项很庞大的工程,以后可能引导出许多新的发现,对于了解某一观念的产生与形成,可取得更进一步的认识。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新经学的提出。

我们现在生活在充满进步、生机蓬勃的盛世,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他们的Bible(日本至今尚保存天皇的经筵讲座,像讲《尚书》之例)。我们的哲学史,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几乎贯彻了汉以后的整部历史。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现在许多出土的简帛记录,把经典原型在秦汉以前的本来面目,活现在我们眼前,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楚简,诗、礼部分亦已正式公布了。过去自宋迄清的学人千方百计去求索梦想不到的东西,现在正如苏轼诗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们应该如何珍惜,再做一番整理工夫,重新制订我们新时代的Bible。什么是?是否应考虑不限于《十三经》?问题相当复杂,我所预期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新材料引发古旧的问题,这是时代的赐予。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家的恩惠。我的呼吁,可能不是我个人的想象,而是世界汉学家共同的期望。

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

经学的重建,是一件繁重而具创辟性的文化事业,不仅局限文字上的校勘解释工作,更重要的是把过去经学的材料、经书构成的古代著作成员,重新做一次总检讨。何者才值得称为经,有资格厕于经书之林?我的不成熟看法有下面几点:

1)训诂书像《尔雅》,不得列作经书。(龚定庵已讥讽以经之舆儓为经,《尔雅》是也

2)与《尚书》具有同等时代与历史价值、一些较长篇而重要的铜器铭辞,可选取二三十篇,作为弥补《尚书》的文献。《逸周书》可选部分入于此类,两者作为《尚书》的羽翼。

3)古代史家记言与记事分开。记言的重要,保存许多古贤的微言大义,像《国语》一类著述可以入经。

4)思想性重要的出土文献,可选一些像马王堆的经法五行等。

5)儒、道两家是中国本有文化的两大宗教思想基础,儒、道不相抵触,可以互补,各有它的优越性,应予兼容并包。《老子》、《庄子》等书原已被前人确认为经(道藏的编纂已兼收《易》家及一些别类的子书,但嫌太广泛,不够严格),自当列入新的经书体系之内,作为一重要成员。

如果以后我的新经学观点,有人重视,认为有可取之处的话,我这一点小意见不妨作为一点星星之火,引起大家的考虑。

希伯来《圣经》的文字,一向说是出于神的默感和启示(revelation),被认为是天主的圣言。吾国早期经书,像《诗》、《书》、《易》,亦离开不了神。《大雅·大明》记牧野之役,有上帝临女,无二尔心的充满警惕的话言。《尚书·立政》述建官之制,亦兢兢地,以灼见三有焯(明)心,以敬事上帝。在神道设教的时代,不能不倚靠神,做任何事情,要燃烧起宗教情绪,洁净心灵,加强意志,方能有高度辉煌的成就。汤恩比写了比较21个文明的《历史研究》的大书,最后归结到至高精神的实体(supreme spiritual reality),他相信这个实体便是神。评论家认为,他了不起的贡献即在他提出这个精神实体给予人们最终形上疑惑的保证。的重要性,由于讲的是常道,树立起真理标准,去衡量行事的正确与否,取古典的精华,用笃实的科学理解,使人的文化生活,与自然相调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取得和谐的境界。的内容,不讲空头支票式的人类学,而是实际受用有长远教育意义的人智学(anthroposophy)。

经书对现代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性的重大作用。汉人比《五经》为五常,《汉书·艺文志》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把《乐》列在前茅,乐以致和,所谓保合太和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表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讲人与人之间互相亲爱、互相敬重、团结群众、促进文明的总原则。在科技领先的时代下,更当发扬光大,以免把人沦为物质的俘虏。道家以老子为首,《道德经》所讲的道德是高一层次,使人不执着于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故儒家者流亦奉其书为圭臬,郭店楚简出土的儒家遗著,大家认为可能出于子思子、公孙尼子。同墓所出简册,亦有《道德经》的精选写本。刘向父亲刘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向亦著讲《老子》四篇,惜已失传,可见前贤兼治孔、老,这是《老氏书》必列入经的主要理由。

希腊辩师(sophists)对古典的解释,认为历史是修辞学的一分支学科,似有他的道理。吾国人以,历史作为文学中的一门类,《文心雕龙》所以特辟《史传篇》,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必懂得行文的义法,然后可了然于前贤立言的要旨。换句话说,必懂得修辞的法则,然后可以言文。经学的重建,是我们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

古经典旧本子的出现与整理,是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光辉,培养我们对过去知识的新的理解。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加一字的不给予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保留在历史记忆中前人生命点滴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诠释。

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的新发掘与认识,从古代文明的研究,为人类智识引起极大的启迪,像对近东的楔形文和埃及象形文、俗体字的辨认,考古工作对人文主义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古文明研究的扩大,使人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有崭新的认知,添加了进一步对历史文化的洞察力。反观吾国近半世纪以来地下出土文物丰富的总和,比较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考古所得的成绩,可相匹敌。令人感觉到有另外一个地下的中国——一个历史古文化充满新鲜感、富有刺激性的古国。事实上,中国已成为世界国家的一个环节,在全球性的总的考察之下,中国的考古、古文明研究的事业,亦和世界分不开,如果自己不做,亦有人家为之越俎代庖,所以我们不能不急起直追。近时北京大学出版社有《十三经注疏》新校点本的印行,集合多位专家,历时五载,进行了精密的校勘工作,撰写新的校勘记二十余万条,超过阮元的旧刻本。这正说明北大同仁对经学的重视和关心,同时也对经学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欧洲文艺复兴是人文主义的产儿,过去学人,无不重视。蒋方震写有专著,请梁启超作序,梁氏奋笔为之,取清代经学,与之互相比较,一写就十几万字,成为另一部新书——《清代学术概论》。清代经学的成就,在方法与考证方面当然有它独到的成绩,但他们研究的对象,仍然是旧的材料,周仍旧邦,难以维新,和今天出土林林总总的文物,万万不能相比。

20世纪60年代,我的法国好友戴密微先生(Paul Demiēville)多次告诉我,他很后悔花去太多精力于佛学,他发觉中国文学资源的丰富,世界上罕有可与伦比,但中国人不一定知悉。当前是科技带头的时代,人文科学更增加它的重任,到底操纵物质的还是人,的学问和的学问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应该好好去认识自己,自大与自贬都是不必要的,我们的价值判断似乎应该建立于自觉自尊自信三者结成的互联网之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广阔目标的追求,去完成我们的任务。

在座的季羡林先生,多年以来倡导他的天人合一观。以我的浅陋,很想为季老的学说,增加一小小注脚。我认为天人合一,不妨说成天人互益,一切的事业,要从益人而不损人的原则出发,并以此为归宿,《阴符经》说:天人合发,万变定机。这是从消极的、不好的方面来讲(合发是指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两者同时发生,天发是公道,人发是私情)。我讲互益,是从积极和好的方面来讲。马王堆《易》卦的排列,最后的巽宫,以《益卦》作为最后一卦,结束全局。这与今本《周易》以既济未济二卦作结不同,而异曲同工。以未济收场,表示保留有余,这是中国文化一大特色。,是积极而富建设性的观念。《益卦》初九爻辞说: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上九的爻辞说:立心勿恒,凶。我们如果要大展鸿猷,不是光说说而已,而是要展开大作为,这样或许可以达到像苏诗所说的天人争挽留的境界,是天与人所要共同争取的。经书里面,许多精义对现代人还是有极大的启迪的!谢谢各位。

 

2001112

北京大学百年纪念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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