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世纪，我们要扭转上个世纪后半期的一种奇特现象：多读鲁迅，少读《论语》，甚至读鲁迅而不读《论语》。

反思前一个世纪中国的文化教育，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事实：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作品被大量收进中小学语文课本。别小看这些课本的影响，它们对铸造一个人的基本语言和思维起了莫大的作用。在“文革”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有人问朱德：“对你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毛主席著作吗？”朱老总回答说：“不。是识字课本。”想整他的人把这回答告诉毛主席，企图以之为对毛主席不忠的“罪证”，没想到主席的回答是：大老实人一个！ 从朱老总这位大老实人的回答，不难推断中小学语文课本对一个人影响之大。

与鲁迅作品大量收录进中小学语文课本形成鲜明的对比，《论语》在其中的收录少得可怜。不仅如此，在七十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还有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收录：《论语》的话被作为批判的靶子，收录者只是以之作为反面教材。笔者在1975年上初中时，就在语文课本中读到被作为批判靶子的《论语》片断。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不是学《论语》，而是学如何批评“复辟奴隶制”的孔子。请看当时的批注者所用的语言：

孔老二是我国春秋末期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坚持倒退，反对前进，坚持复辟，反对变革，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复辟狂、政治骗子、大恶霸。《论语》是他的徒子徒孙们根据他的一生反革命言论编纂的，其中记载了他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以及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论语》是反动没落阶级的复辟经，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大杂烩，是毒害人民的大毒草。作为腐朽反动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作，《论语》黑话连篇，毒汁四溅，荒谬绝伦，反动透顶，完全是糟粕，哪里有什么“合理因素”？对于这种东西，就是要彻底批判，根本推翻！（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0级工农兵学员：《<论语>批注》，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页）

没有经历过批林批孔运动人，会对这些说法感到莫明其妙。但是，这些确实是当时说《论语》的典型语言，而“逆历史潮流而动”、“大毒草”、“反动透顶”等是“文革”大批评的常用词。几十年过去后，我们没有必要讥笑这种语言之滑稽与无聊，倒有必要探讨一下这类语言是何如产生的。政治因素（政治领袖的态度、强大的政治舆论等）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而五四以来的反孔传统和五十年代开始的鲁语的滥用也是重要的原因。

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晚清，《论语》都是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他们在学会认字之后，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会读《论语》。因此，《论语》的语言，必然会成为他们的语言，进而也会成为一般中国人的语言。

但是，到了在二十世纪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面对西方的强大和中国的贫弱，孔子被作为中国落后的替罪羊，于是出现反孔运功。以为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要对中国的落后负责的看法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附和。在二十年代中期，鲁迅提出“不读中国书”的极端主张：“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他所说的中国书，当然包括了《论语》。

历史的发展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在那时听到这种极端主张的人，有谁会意料到其提出者日后会成为学坛上的神！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的话在中国大陆便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威力，他说孔子的话便无容置疑：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像鲁迅这样来说孔子，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甚至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这样来说孔子。例如，我有个“考研”的学生来复试，其中当然有口试，在口试中他说：孔子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孟子是代表统治阶级的。他还想说下去，但是，我火了，忍不住打断他：你难道没有别的语言了吗？难道只能用“统治阶级”这样的语言来说孔孟和其他儒者吗？你知道孔子的“有教无类”吗？你知道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吗？

孔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阶级斗争话语对中国人心灵的创伤，不知何时才能愈合？民族的话语和人的话语不知何时才能深入学生心中？鲁语和阶级斗争话语的结合，造就了这样的考生。与其谴责这位考生，不如谴责教他的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还有教了那么多代人的鲁书以及各种教科书。

如果问不读或很少读课外书的学生：谁的作品你读得最多。答案当然是鲁迅。如果再问：你认为最伟大的作家是谁？答案大多还是鲁迅。

在新社会的圣人鲁迅取代旧社会的圣人孔子之后，读鲁迅而不读《论语》就是必然的了。结果，鲁语成为好几代中国人的语言。鲁语盛而论语衰，是中国文化教育一个空前的转折，是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论语教人温良恭俭让，而鲁语教人痛打落水狗。

论语教人爱人，而鲁语教人一个也不宽恕。

论语教人文质彬彬，而鲁语教以牙还牙。

论语教人做谦谦君子，而鲁语教人做斗士。

论语教人中庸，而鲁语教人极端。

论语教人温故知新，而鲁语教人老调子已经唱晚。

论语教人尊重传统，而鲁语教人抛弃传统。

    ······

这些对比，实在太触目惊心了。但是，可悲的是，很多人反复使用鲁语而不自觉其不妥。“文革”语言暴力之危害，人所共知，而鲁语刚烈、偏激之弊却甚少有人觉察。当《论语》的斯文语言被鲁语的斗争语言取代之后，“封建主义”被打倒了，激进主义树起来了；平和的心灵失去了，骚动的心灵凸现了。语言是存在之家，当人们习惯了一种语言之后，他们就习惯了这种存在，就算这种存在很有问题，也很难发现。

试看以下被人们反复使用的语言：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灯下漫笔》）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老调子已经唱完》）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论睁了眼看》）

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予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随感录三十八》）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十四年的“读经”》）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 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忽然想到（七）》）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着向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导师》 ）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

以上这些语言，大部分都收进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读这些语言，长大后用这些语言。而其中的一些原来的孩子后来成为语文老师，他们又教更多更年轻的孩子读这些语言，用这些语言。这样，《狂人日记》中的疯狂语言就成为全民的语言，个别清醒者讲仁义道德，就会遭到众多的狂人责骂！而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就成为挖苦、讽刺的对象！语言之颠倒，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收进中学语文课本之中。读着该文，人们自然会认为作者对中国人的自信力是有信心的。但是，既然中国人以瞒和骗而一天一天地堕落着，既然我们几百代昏乱祖先的昏乱思想像梅毒一样遗传下来，既然中国人如此地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撒诳造谣、蝇营狗苟，既然······，我们怎么能对中国人的自信力有信心呢？

人们早已习惯了历史发展的五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说。但是，此说毕竟还是比较复杂，而鲁迅的两阶段说就简单得多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是多么简单而粗暴的历史虚无论！但用鲁语的人早已视之为天经地义。

与这种历史虚无论相伴随的是民族虚无论。中国国民性或者说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被鲁语概括为两个字：奴性。如果是别的语言作出这样的概括，肯定要遭到批判，但因为它是鲁式语言，它便被置于毋庸置疑的地位。

与历史虚无论和民族虚无论相连的是文化虚无论。中国文化被鲁语概括为“侍奉主子的文化”，当然也就是奴隶的文化或奴性的文化。要在这种文化中生活的人有自信力，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1949年之后，中国人民翻身作主人了，中国历史按理超越了鲁迅所说的两个时代而进入了第三个时代。但是，人云亦云者如此之多，没有主见而说鲁语者如此之多，赞成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粗暴概括者如此之多，这不能不使人怀疑第三个时代的来临。不过，任何一个民族的人的特性都是复杂多样的，要对之进行简单的概括，实在太难。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独立自主的人，就有敢于直谏的人，就有信奉“富贵不能淫，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的人。说中国人有奴性，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如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陷！

就算在非常特殊的年代，我们还可领略到马寅初先生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而坚持真理的风范，还可以听闻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论语》中的话）自励而拒绝批孔的气概。他们的事迹，都反驳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粗暴概括。

“文革”开始时之学生打老师，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丑恶的一页。四十年过去了，至今尚少见对此深刻反省的文字。学生当然是要负责的，但是，发动学生的成年人要不要负责呢？以粗话说导师的鲁语要不要负责呢？读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藤野先生》，我们很难得出鲁迅不尊师的结论，但是，面对以“乌烟瘴气”和更粗野的“鸟”来说导师的文字，这结论就不能不动摇。

“文革”把鲁语推向高峰，也为后人反思鲁语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文革”结束之后，王蒙发出了“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的呐喊；八十年代中期，刑孔荣对鲁迅的创作生涯提供了去神化的分析，而中学生李不识则对“章章都讲鲁迅，节节都讲鲁迅”提出了抗议。九十年代以来，反思鲁语的文字就更多了。既然中国共产党人早已承认政坛上的毛泽东不是神，再把学坛上的鲁迅看作神就太不合时宜了。

不过，语言惯性之力量是巨大的。习惯了鲁语的好几代中国人，要他们改变由此而带来的极端、偏激、粗鲁等，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对于编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可能对鲁语情有独钟，可能对论语有与生俱来的偏见。当《收获》2000年第2期发表了王朔、冯骥才等人批评鲁迅的几篇文章之后，他们遭到了围攻，而且据说绍兴文联还要到法院起诉《收获》杂志。由此可见至今还有多少人仍然把鲁迅作为神！

当然，无论如何，鲁语是无法跟论语相比的：

从时间上来说，鲁语只存在半个世纪，而论语则存在了二十多个世纪。论语经受了长久的历史考验，经受了五四时间时期“打倒孔家店”的考验和“文革”时批林批孔的考验而至今仍然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而鲁语只用了几十年就已经令人生厌。

从空间上来说，论语不仅属于华夏，而且遍及整个东亚文明圈，而鲁语顶多只在中国局部地区使用。论语跨越国界，影响到日本、韩国等地。鲁语使用的范围则狭窄得多：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大陆文人是使用它的基本群体，而文化程度不高的百姓是不会用它的；对于接受教育的中国大陆人来说，尽管鲁语对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他们对鲁语之淡漠与遗忘也是值得注意的。离开学校之后，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中的很多人必然会淡忘鲁语。在台湾地区，鲁语根本没有影响，而论语的主体则进入《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该教材的第一、二、三册为《论语》选读，第四、五册为《孟子》选读，第六册为《大学》、《中庸》选读）。在香港地区，鲁语的影响也不大，而论语的影响则可能还比较大。

而且，还要看到中国大陆对鲁语“反水”的人。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估价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少。在八十年代做研究生的时候，我非常崇拜鲁迅，尤其崇拜他对奴性的批判，曾有《改掉我们的奴性》这样的小文章发表。一方面，我难免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当时人们所理解的鲁迅精神，最重要的恐怕是他的改造国民性（奴性）的精神；另一方面，我好像今天的“愤青”，对现实愤愤不平，对世人缺乏独立的主体意识愤愤不平。

但是，九十年代之后，随着阅历的增加，我慢慢觉察出鲁语之偏激与极端。经过留学加拿大的几年域外生活，更感到中国传统丢失之可惜，而且我强烈地感到这种丢失与鲁语有密切的关系。

我留加时还发现：北美的华裔学者要比中国大陆的学者更为中化，而后者要比前者更为西化。我由此反思五十年代以来的大陆的教育，反思体制化的鲁迅的深远影响。留洋回来变老土，这是朋友们对我的评价，也可以说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鲁迅曾说：营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话用在我身上也合适。我在鲁语用得最多、最滥的“文革”中接受基础教育，深受鲁语的影响，上大学和读研究生期间，又读了大量的鲁迅作品，对鲁语实在是太熟识了。我这个以前的鲁语营垒中的人，一旦“反水”，比营垒外的人更能看到它的问题，看到它的局限，看到它的弊端。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自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 （《写在<坟>后面》）希望我的反戈一击能击中其要害！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全民读《论语》是持久的常态，而全民读鲁迅则是短暂的变态。在新的世纪，少读鲁迅，多读《论语》是对中华文明常态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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