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当前读经问题之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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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912,选自《徐复观文录选粹》

   【按:那时的论争,主要是针对「成人读经」「社会读经」。至于「儿童读经」,则请参考近年的各种儿童读经教育理论。】

     目前应否读经,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主张读经的人,似乎尚未提出应当读经的充分理由以及读经的方法。我们不能仅以政治“工具”的观念来主张读经。政治之工具非一,“经”在许多工具中未必是一最有效的工具。其次,过去的经,是代表学问的整体。汉人的“三十而五经毕”,学问上大体就告一段落了。但经在今日的文化中决难居于独占地位,则如何去读,当然也值得认真研究一番。

     在反对读经的一方面,我觉得所举出的理由也很少能成立。目前反对读经的空气,实高过主张读经的空气。以下试将时下流行的几种反对理由,略加以考察。

第一,反对读经最普遍的说法,以为读经即是复古,我们如何可以复古?关于古与今的关联,我在答友人一书中(见《民主评论》三卷十八期)曾略加提过。首先,我应指出历史上没有真正复古的事情。有的是“托古改制”,如周官在中国政治历史中所发生的几次作用,及日本明治维新的“王政复古”。有的则系原始精神之再发现,如路德宗教改革,特求之于《圣经》的“直率的语言”。及宋儒之不满汉儒,颜李之不满宋儒,皆直接从四书入手。更普通的则为接受前人的精神遗产,由“承先”以“启后”。没有这种工作,则每一人都把自己当第一世祖,都是猿人,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呢?上述三者,都有其特殊的意义,也都有其相互的关联,都是与古为缘,但不能说那一种是复古。“经”是中国的古典。英国人读莎士比亚甚至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是复古,何以中国人读中国的古典便是复古?复古,不仅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站在真正现代史学的观点而论,“复古”一词,并不能成立。

 第二,有人举出“经”中许多现在不可实行的事情,如丧祭之礼等,以证明经之不应读,其实,每一文化精神,常是通过某一时代的具体事件而表现。某一时代过去了,某一时代的具体事件之本身,多半即失掉其意义。读古典,是要通过这些具体事件以发现其背后的精神,因此而启发现在的精神。孔子已经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孟子已经说过:“固哉高叟之为诗也”,“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并且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一切大宗教的经典中,都混淆着许多神话。我不相信现在信宗教的人,是连这些神话都硬吞下去;而反对宗教的人,也不会拿这些神话的成分作反对的重要理由,因为这不是宗教中心问题之所在。一般人只知道宋是儒学复兴的时代,而不知宋也是疑古的时代。朱子所疑之书,即有四十种;尤疑《书经》与《孝经》,故不肯为之作注。经且可疑,岂不可加以选择。因其可加以选择而即断定为不应读;因其所叙述之具体事件不合于今,而不考察其具体事件所代表之精神如何,即断定经为不应读,此种肤浅之见,也很难成立。

 第三,是有人引了许多历史证据,说读经对于政治没有好处,主张读经的人多是无聊之人;并进一步主张政治不靠道德,而是要靠韩非和马基维里(Machiavelli)这类的统治之术。更提出一聪明结论,说统治者自己读经作修养之用,未尝不可;但不必推之社会(此文听友人转述,但未亲眼看到)。这种说法很巧妙,一方面,比上二说似乎实在,一方面达到了反对的目的,而又不太得罪主张读经的人。其实,中国历史上,读经有好处与无好处,读经的有好人与有坏人,两方面都有很多的材料。问题是在两种相反的材料中,哪一种与经的本身有必然的关系。等于问许多好的和坏的僧侣中,哪些是和宗教的教养有必然的关系。如坏的僧侣与教养有必然的关系,则教养将随僧侣而俱倒。否则打倒了罪恶的僧侣,而仍无碍于路德们之根据《圣经》“率直的语言”以倡导宗教改革。所以仅摆出片面的材料以下断语,这不是研究问题的忠实态度。至于说萧曹之未读经而政治干得很好,这只说明各个人的政治才能,可以来自各种不同的经验;是否由此可以得出读经即妨碍了政治才能的结论呢?是否中国历史上凡鄙薄儒术的个人和朝代,即在政治上有了成就呢?统治者可读经以作个人修养,是不是“经”仅是统治者的工具,与一般人无干?或统治与被统治者完全是两个对立阶级,而无人性的共同点,所以宜于彼者不宜于此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读经问题,应有一社会文化的观点,不能完全粘贴在政治上面。秦之焚坑,东汉末之党锢,唐之清流,宋之党碑、伪学,明之东林复社,无一不是对儒家的一种摧残压迫,何以见得“经”完全是统治者的工具,以对统治者之效能,来衡断经的价值呢?至于主张马基维里这一类的极权主义者之反对道德,因而也一定会反对儒家,反对经,这只要想到法家对儒家的攻击,则此一论者真正论据之所在,倒不难了然的。

   第四,还有的说法是“对经有研究的人,都不赞成读经”。此一说法的问题是在于其所谓对经有研究的是哪些人?其有研究是自己觉得,还是社会公认。并且凡是反什么的,都以为自己是研究了什么,不然便无从反起。反宗教的一定是研究了宗教,反资本主义的一定是解剖过资本主义。这里乃是一个基本态度问题。所以说这种话的人,只算是说明了他的态度,不算说明了他的理由。尚有一种人以为“古书在古有当有不当,在今则无一当。”经是古书,所以今日不宜读。照这种说法,岂特中国的经不宜读,中国今日可读的,恐怕只有用王云五先生的四角号码来编的报纸杂志了。只有如此,读书人才勉强可与古绝缘。

   以上,我看不出反对读经者举出了充分理由;由此,亦可见当前知识分子对于文化本身的问题,也缺乏一种谨严认真的态度。 

   但是,除开当前反对读经者的各个理由以外,若从整个历史文化演进的过程看,从中国近百多年历史的夹杂情形看,则我对于反对读经的现象,倒可寄以同情;而中国文化本身受累之多,及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因情形的夹杂而来的负担之重,使人真有任重而道远之感。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此种说法,我不能承认。很简单的理由是: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欧洲由中世纪走向近代,首先是由天国走向人间,由教堂走向世俗;所以进入近代的第一步,是建立世俗的国家,建立世俗的观念,可以说“世俗化”是从1617世纪新兴势力主要努力的内容。但中国的文化,本来是人间的,是世俗的。这一基本的区别,如何可以抹煞?但若仅从外形上看,则中国以“经”为中心的文化,是中国的一大传统,与欧洲中世纪宗教文化之为欧洲之一大传统,即有相同。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须接受新的事物,接受新的观念,以应付新的情势,亦与欧洲近代的黎明期有相似。为了接受新的事物与观念,总系以反传统开始,乃自然之势。“五四”运动以来之反读经,当然是由这种自然之势而来的。它本身有其历史上的意义。

   其次,以经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是一道德性的文化。并且是一个大一统的文化。我们若暂时把道德与一统本身的内容区别,搁置不谈(如中国性善,欧洲中世纪为原罪;中国以人为中心,中世纪以神为中心;中国重视主宰性,中世纪重视皈依等),而仅就粗略的外形看,则与欧洲中世纪有相似之处。道德性的文化,一统性的文化,从某一方面说,是人的生活之向上,是人的生活之调和。但从另一方面说,也可以招来知性的沉滞;换言之,也可以招来生命力的束缚。近代基本精神的动力,一是“为知识而知识”,一是“为财富而财富”,这才是近代文化的两根脊梁,尤其是后者。这两根脊梁,都常要求从文化的道德性与一统性中得到解放;因此而“五四”运动以来的反读经运动,我们也应承认其有一解放的作用。

   但,毕竟因为中国的传统,与欧洲中世纪的传统,有其内容上之不同;并且中国的反传统运动,已较欧洲落后了四个半世纪,于是在此过程中,不能不多出许多夹杂。不了解这种夹杂,不能从夹杂中透出来,而仅抱一偏之见,一往直前,这便使中国知识分子至今一无成就。

   首先,以经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道德文化,它本身不似宗教之与人间,存在一种隔离性。反宗教的传统,常是反对这种隔离性。中国的传统,没有这种隔离性可资反对。

   其次,宗教传统,有一固定“教会”为其负荷者,以与其它势力相对立。欧洲近代黎明期,只是反教会教皇,而并不反教义。这便不是反对宗教之本身。到了1718世纪,才流行“理神论”,使新思想与教义调和,也没有把宗教一笔抹煞。所以真正说起来,欧洲近代的反传统,是有其自然的节制。但中国的经,并无一特定负荷之固定团体,与其它社会势力相对立;于是这一反,便直接反到经的本身,反到传统的根荄,等于要连根拔起。老实讲,连根拔起的反传统,是会反得两头落空的。

   还有许多人认为经是代表封建的东西,反读经即是反封建。欧洲近代的开头,与反罗马教会一起的是反封建。此种说法,必须先接受马克思的一个大前提,思想完全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但马克思以小资产阶级者生于资本主义鼎盛之19世纪,而倡导共产主义,此一事实,已否定了其本身所建立之大前提。同时,欧洲之反封建,有僧侣、领主、贵族等具体的对象,当时并没有提出那是封建思想,因而反对之。中国的反封建,缺少社会性的明确对象,却直接指向中国文化中心的“经”上面,其与欧洲反封建的意义,自不相同。况且中国之反读经者,常以欧洲启蒙运动相比附,而不知儒家德治、礼治思想,却在法国、德国发生了推动启蒙运动的作用。此一历史事实,应当可以供指“经”为封建思想者以反省。(此点将另文介绍。)最后,欧洲中世纪以宗教为中心的传统,其根据地在罗马。这对其他许多国家来说,都是非民族性的。拉斯基(Laski)追溯英国宗教改革所以容易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对于僧侣们与国外的关系所发生的疑惑,即系由于丢都尔(Tudor,1485-1603)王朝的民族主义的意识。但以“经”为中心的传统,是我们民族的血肉相承的,这在反的上面,岂能毫无分寸。

   更从积极方面去看,欧洲近代黎明期的知性解放,都遇着以宗教为传统中心的反抗,如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哈维等。从这种反抗中解放出来,便成就自然科学。这是有不能不反之势。说也奇怪,中国对于自然科学之向往,乃至在实际上稍有成就,皆出之孔孟之徒,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其事实皆斑斑可考。最低限度,中国向知性的追求,并没有受到以孔孟为中心的传统反抗。中国真正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纵然对传统毫无兴趣,但谁也没有因此而受到压迫,或有被压迫之感。关于科学方法的介绍,只嫌做得不够。“五四”运动,虽揭科学与民主以反对礼教,但当时并没有人拿着礼教去反对共和,当遗老的只是极少数。更没有人拿礼教去打自然科学。当时领导人物如胡适之先生,在其英文本“先秦名学史”中,宣言他打倒孔家店的两大战略,第一是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第二是提倡一切非儒家思想,即诸子百家。在他这两大战略中,我看不出哪一战略是与成就科学与民主有必然的关系。在胡先生两大战略中,只看出他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先天憎恶之情,希望在他的实证的考证事业中将主干和根拔起。胡先生当时耸动一时的一是白话文,这针对文言而言,是有一确定的对象与意义,所以得到了成功。一是他的红学”(红楼梦之学),也给当时青年男女以情绪上的满足。我记得民国十年有位刘子通先生到湖北来传播新思想,先讲心理学,大家无所谓。后来带着学生到城墙上去讲红学,一般青年才真正意识到传统与非传统的鸿沟,而为之一时风动了。胡先生只挂着科学与民主的招牌,凭着生活的情绪,顺着人性的弱点去反传统。传统受了打击,胡先生成了大名,但知性是能凭借红楼梦考证而得到解放,而能有所着落吗?以红学的底子去反对孔孟,无怪乎他对科学的真情,反而赶不上读孔孟之书的清季若干士大夫,决非偶然之事。其与欧洲近代黎明时期之因解放知性而反对传统,没有可以比附的地方。

   真正说起来,以五四运动为中心的反传统主义者,实以想改变社会生活习惯,社会生活秩序为内容的。这一点,我承认也有其意义。但欧洲社会生活之改变,是拿“为财富而追求财富”作一主题,随财富追求者之成功而社会秩序亦完成其改变的。换言之,各种建立新秩序之思想,是环绕资本主义之发展,使资本主义之要求得到“正当化”的地位而发生成长的。我们也或许可以不满意此一历史事实。但此一事实之另一意义为社会秩序之改变,因其有一明显之目标,因之,有一自然之制约,而得赋予一坚实之内容,故能顺着一条路下去,开花结果。新地理之发现,新技术的发明应用,都鼓励并保障了财富追求者,使其能冲破潜在人心之内及人心之外的各种限制,一往直前,把辉煌的产业,摆在社会面前,使当事者满足,旁观者欣羡。传统为要求自己的生存,只能努力于自身对此一新环境之适应,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但中国没有赶上这一幸运时机。在西方资本主义压抑之下,没有鼓励保障财富追求者的条件。加以由财富追求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在我们以孱弱之躯,缓慢之步,想向它追踪继武时,它的本身却已盛极而衰,另一新的势力,新的意识,想向它问鼎之轻重了。于是我们社会新的秩序,到底以何种势力为骨干,向何种方向去形成,都令人捉摸不定。主张革新的人士,只要求传统向它投降;认为传统投降了,一切便得到解决。问题的不能解决,只是因为传统在作怪;传统投降了,却对传统无法收容,觉得只有尽坑降卒四十万,才妥当而痛快;但传统坑尽之后,并没有一个新社会来作反传统者立足之地。而且最奇怪的现象是,凡是极端反传统的人,都是在新的思想上,新的事物上,乃至在一切学问事功上,完全交白卷的人。钱玄同这种人不待说,胡适先生自己,除了背着一个包着瓦砾的包袱以外,谁能指出他在学问上的成就是什么?“好人政治”的提出,连“民主”的招牌也丢掉了。

   传统是由一群人的创造,得到多数人的承认,受过长时间的考验,因而成为一般大众的文化生活内容。能够形成一个传统的东西,其本身即系一历史真理。传统不怕反,传统经过一度反了以后,它将由新的发掘,以新的意义,重新回到反者之面前。欧洲不仅没有反掉宗教;而昔日认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拉斯基在其《欧洲自由主义之发达》中,叙述了自由主义的成就后,接着说:“不消说,其代价(自由主义的成就)也是非常的大。即是,因此而我们失掉了使用若干中世纪的原理的权力。这种原理之复兴,在我想,认为确实可成为人类的利益。”(日译本第九页)这是欧洲反传统得到了结果以后,所发出的反省之声。

   依我个人粗陋之见,中国的传统,不是需要反,而是需要清理。清理的对象,是由我们文化所凭借的历史条件带来的东西。

   我们文化所凭借的历史条件,若以之和西方比较,不难发现一最大不幸的事实,因此而可对中国古往今来的一切知识分子,寄以同情。西方文化,自希腊以至近代,都是由社会财富所培养出来的。中世纪的骨干是教会,教会也是一种独立性的财富团体。欧洲的政治宫廷,对文化的关联,是渺不足道。此一事实,使知识分子,可以自立于现实政治之外去从事文化工作,而不受到政治的干扰。当然,社会的本身,对文化也有制约的作用,但这种制约是分散的、间接的、弹性的;而现实政治对文化的干扰,则是集中的、直接的、强制的。西方文化在社会财富基盘之上,依然可以保证文化之纯粹性、超绝性,而不致受现实政治利害的限制;虽然有,也可一层一层地突破。伟大的宗教与科学,都是在其一往直前的纯粹性与超绝性上所成就的。中国文化,自始即以政治关系为中心。集大成的孔孟,都要“传食于诸侯”,靠政治关系吃饭。群雄并立,利用群雄好风好雨的间隙,大家还可以选择较为适合的环境以自鸣其说。及大一统之局既成,社会财富,不能与士人结合起来以自立于社会之上,于是士人要有所成就表现,只能在一个惟一的现实政治关系中打转,这便影响到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纯粹性与独立性。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即为隐之士,假定对政治有所不满,便有随时被指为叛夫之虞。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活动的社会平面,文化即失掉其自律与自主的伸展。宋儒及明中叶以后一部分士人,渐意识到文化的社会性,而不把朝廷视为文化的函数,故儒学得到新的发展。(《朱子语类》卷八一,黄卓录“民之于君,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储,如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是也”。此系儒家对君主之基本态度,但此一态度能尽量发展吗?)然结果都受到政治之打击与束缚,其基本精神,不能继续下去。一般士人,为了做官而谈政治,决不能构成政治学;为了争宠而说有谈无,决不能构成哲学。于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士大夫,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挟带着满身政治污秽,而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也常不免和这种污秽夹杂在一起。此一历史的条件,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

  现在的知识分子,应从这种自反自悲中奋发起来,清理我们文化在历史中所受的负累,使几个顶天立地的观念,彻底透露出来,以润泽现在焦萎欲死的人生,而不必先凭一股浅薄颟顸之气,要反一切,打倒一切,轻薄一切。

   基于上述观点,落在读经问题上,我补充以下的理由,是赞成有限度读经的。

   第一,我们假使不是有民族精神的自虐狂,则作为一个中国人,总应该承认自己有文化,总应该珍惜自己的文化。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例子,像我们许多浅薄之徒,一无所知的自己抹煞自己的文化。连苏联把文化的阶级性说得这样死硬,但现在连恐怖伊凡也拿出来了。假定它的历史中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我想苏联总会把它捧到伊凡以上去吧!中国文化,是一个有“统”的文化,不似欧洲作多角形发展。而此有统的文化的根源便是“经”。胡适之先生拿诸子来打“经”,来打儒家的策略,他没有理由说“经”说“儒家”在文化上的地位,比诸子百家经,而仅是擒贼擒王的办法。一口说不读经,实际即一口抹煞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于情于理,皆所不许。

   第二,我们要承认变中有常,人类始能在宇宙中历史中取得一个立足点。而常道之显露,总是超越时间性而永远与人以提厮指示的。中国的经,不能说都是常道。但在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一方面,确显示了常道,而可对自己的民族,永远在精神的流注贯通中,与我们以启发鼓励、提厮、温暖,我觉得这是无可置疑的。

   第三,我们应坦白承认是在流亡之中。庄子说:“逃空谷者,闻人足音,跫然以喜矣”,何况是自己文化的根源。流亡者已经失掉了地平面上的卷舒,何可再失掉精神上纵贯的提携维系。

   操专门之业,而其业与经有关的,如史学、哲学或文学等,皆应精研经中有关的部份,这是不待说的。至于一般读经问题,我认为在小学中应有若干经的故事,应选择若干切近而易了解的经中的文句,作学校中的格言标语,于周会加以讲解,使受了国民教育的人,知道中国有经,有圣人,有切身做人的道理。再将《论》、《孟》、《学》、《庸》、《礼》、《诗》中精选若干,共不超过一万言,或汇为一篇,在课程中立一专课。或分别插入国文公民中,而将现在课本内许多无聊的东西抽掉,按其内容之深浅,分别在高初级中学中讲授,更于历史中加一点经学史。如此,则学生之负担不加重,而经之大义微言,亦略可窥其大概。大学则应近于专门之业,以其所专者去治经,可不列在一般读经范围之内。

  除学校教育以外,我希望成年人,不论作何职业,手头能保持一部四书,可能时,再加一部《近思录》,于晨昏之暇,随意浏览,我相信对于自己的精神生活总会有所裨补的。但这只可出之于社会的提倡,而不可出之于政府硬性的规定。有人很瞧不起四书与《近思录》,觉得太平常了。平常确是平常,但只要你能体会得到这种平常,你才算对于中国文化摸到一点门径。

   其次,还要附带提一点对于经的讲解问题。考据校刊,乃专门之业,与经之大义关系不大。朱子曾经说过,这与义理是另一学问;姚姬传亦以义理词章考据三门平列。学校授经,当然应该注重义理。有的先生以个人的兴趣,在几点钟的功课中,强学生以校刊考据之业,真是于义无取。此其一。中国的义理,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在其实践的基本性格。故缺少此种实践工夫的,很难信其对经的义理有所了解。所以《论》、《孟》、《学》、《庸》,应以朱子集注为主;其它各经,有宋儒注释的,都应加以尊重。因为他有这一段实践工夫,精神可以相通,声气可以相接,对经的义理自较了解真切。纵使他们在名物训诂上有不及清儒的地方,但这都无关宏旨。今日若欲继宋儒而对经的义理作新的发掘,必须对西方哲学真有研究的人,把西方思索的态度与线索,反射过来,以作新的反省,才有可能。今人常以为几天抄录工夫,即可压倒历史权威的著作,以此种浮薄之气,而言整理经学,则经学又将受到新八股之厄运了。至于今日包揽教科书利益的集团,喜欢把自己弄不清楚的字句、内容,选到教科书里面,如把《论语》的“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选到初中国文里,把《孟》子的养气章选到高中国文里,把乾文言选作大一国文的第一课,此种人,随处都与儿童、青年为敌,那就更无从说起。

                                         ( 附记:本文所说的经,是以十三经为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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