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止是一场读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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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财贵先生访谈

                                        《教育家》2012-3 吴梅

理论:一个十字打开的体系

    读经界的人称王财贵为教授。这一称谓相当于接头暗号,如果你用教授称呼王财贵这个特定的人,你基本上就是同志了。教授的那篇文章你可有读过?教授说,教授又说,教授这样说,教授那样说。这样说时,那口气不是崇拜,是尊敬,像是在说极亲近的人。

教授近期若过来的话我一定通知你。孟丹梅最后说。我便等着跟教授一晤。

据说近些年教授每过年后都会到梧桐山小住,中国读经重镇首推深圳梧桐山,梧桐山又首推鹿鸣学堂,孟丹梅,鹿鸣学堂的堂主,没有她,梧桐山不会崛起如斯,老师都发话了,我想必等得到。然而今年教授过了元宵还没来。孟丹梅说,无妨,你可电话采访啊,或者网络。我便托她转了个采访申请,连同提纲。两日后收到一陌生邮件,王财贵先生写:全体来看,你问的问题都很好,很有深度,我很愿意回答。不过,我如果用文字回答起来,一方面我作文慢,费时,一方面,我的文稿恐怕与你报导文笔不甚相合。如果电话采访,是不是更好?告知电话,我打给你,我有节费卡,一小时只要人民币二十元左右。我莞尔。教授,端的是家常和人情。

电话那端的声音很熟悉。先生的演讲视频,这些日子看过多部,也看过多遍了。是冬夜里的电话,说到后来已是夜深寒重,有两次先生停下来咳嗽,话筒里隐隐传来气管发炎的轻哮声,不知是否听错。我不安起来,想是不是该打住了。毕竟63岁的长者,被我拖着说了两个半小时,然而先生说:这些问题,最好是说清楚的好。语气很有些坚持和固执。

先生是很怕读经教育被误解、被误导,而这些误解和误导又那么多,就算在读经界内部,就算那些亲近他的人,很多也没真的明白他在说什么,想要做什么。有两次,我提出的问题让他很着急起来。他说,请问你有孩子吗?又说,说这个话的人,还是没有真是懂得读经教育。我有些尴尬,可还是继继代读者问下去了,这些重重繁繁的微妙处,就像先生说的那样,最好是说清楚的好。

 

《教育家》:现在我们已能日渐清楚地看到,在您那里,读经运动不仅仅是一场运动,甚至也不仅仅是一场教育运动,从哲理到方法到实操技术,这背后是完整的一套体系。

王财贵:是的,不只是一场读经运动。读经教育的理论是立体的,是一个十字打开的体系。所谓十字打开,就是有纵有横。纵是深度地说,它的理论的根源,是来自深远人性,乃至于上达所谓天道天理。横是广度地说,一方面交代了读经教育的教材教法等各种实操技术,一方建构出读经教育与其它各种科目教育的关系。读经教育不是诸多教育理论、教育方法中的一种,它不跟其它的教育理论冲突,但是与它们又不一样,它带有笼罩性、融贯性。

教育其实只有一条路,而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知道教育应该怎么做,只是大部分人或者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故意不按照道理去做而已。2002年,我提出了教育的三个基本原则:教育是时机要把握、教育的内容要把握、教育的方法要把握。这不是我想出来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去想的。我想问一下,在这三项中,你认为那一项最重要?

《教育家》: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都很重要,不过它们都是要和教育的时机结合起来才行。

王财贵:正是。所以这三样里,教育的时机是最重要的。教育要什么时候开始?时间只有一个向度,一去不复返。根基非常重要。甚至人生的某些能力,要在某个前期阶段就要完成,否则将来学习就受到限制,乃至终身遗憾。然而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国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孩子在很好教的时候、很容易教的时候、教得很有效果的时候,偏偏不去教,等到他长大已经发生学习的困难了,他的性情已不再单纯了,你再来教,那当然费力多而收功少。这是首要问题。我们一百年来不注意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全世界都信奉了一种学说:懂了才能教,教懂了才有用。这也没说错,不过这是针对需要理解的认知式学习而言,如数理。但是对于浸润式学习的语言、艺术、品德等,这样就不对了。

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在13岁前,这是心理学家和教育者、乃至于一般人的共识。在语言关键期,给他大量的语言练习,最容易促进脑神经发展,这个我称为健体,建构他的根基,等他到年纪渐长,需要开用的时候,再去开用。譬如是先建了高速公路再跑汽车、甚至马路也不建了,只是跑汽车希望汽车跑出马路来,结果跑出一些羊肠小道,塞车。塞车就是学习能力弱。所以厌学的孩子,通通是家长跟老师联手造成的,因为你在该建高速公路的时候不给他建,拼命叫他去跑汽车。

找到教育的时机之后,就要考虑第二点,就是教的内容,教材。有意义的内容总是比没有意义的内容好。教低级的不如教高明的。语文语文,语和文不同。我们要教的是文,白话文既然是我手写写我口,我的口是三岁就在生活语境中自然成熟了,所以白话文基本是不用教的。白话文要好,主要是要有学问,而不是从小习白话文,胡适、鲁迅学古文长大,可他们的白话文很好,但自从教中国人从小都读白话文长大以后,白话文大师反而少了,此可为例证。

尤其最重要的,读经不只是为了聪明,为了语文,为了功课,乃是为了教养。当今社会人心败坏,犯罪率高升,其病根就出在缺乏文化教养。要教养,最好的教材,就是经典。

 

《教育家》:何谓经?

王财贵:经就是最有价值的书。古往今来,最有价值的书就那几部。中国有经典,西方有西方的经典。

《教育家》:如何读?

王财贵:我总结了读经的四个要领。第一是及早读经,越早越好。知道了就马上去做,这就叫早。第二是老实读经,越老实越好。什么叫老实?首先,读上等的真正的经,不要读次要的假的经。然后,只是读,不要有花样。只要用所谓枯燥乏味的方法把书读进去了,那天下没有更难的事了。第三点就是大量读经,遍数越多越好。最后一点是快乐读经,如果前三点做到了,那学习的快乐自在其中,而且这种快乐是深度的、饱满的,是一种自豪感和幸福感。

《教育家》:对于经典当不当读,人们疑问恐怕还不大,但是对于大量读经,很多人是心存疑虑的。比如,很多家长老师问,大量读经以后,读经之外的教学内容如何解决?

王财贵:所谓大量读经的大量,不是一种固定的量,而是一种提示,也就是尽其可能大量的意思,譬如,有些父母或老师,衡量各种现实情况,一天只能挪出十分钟孩子读经,而且只能教半年一年,那就每天教十分钟,教半年一年,也是他是大量了。本来读经,是读一分钟,读一句就有效的,何况每天读了十分钟,读了一年半载,已经终身受用不尽了。不过,如果父母或老师对读经教育有深切了解,必定会想办法挪出较多的时间来教读经,以我所鼓舞,最大的量可以是每天十小时,连续读十年。大量读经是为培养文化人才设计的,要这样大量读经,也不是很多人都有机会的,没有大福气是不可能读那么多经的。大量读经的孩子,他的心智发展是全面性的。读经教育理论跟体制教育不是对抗的,而是考虑了本末主客而先后轻重的安排。因为读经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其效果是笼罩式的,是一元带多元。体制内的东西都要学,只是用很少的时间就可以学好。台湾的一个孩子,家长让孩子在家自学,全天候读经,问我用多少时间学学校的功课,我说,五分之一吧,也就是每天一小时。结果后来这父母说我错了,他们的孩子每天用半小时就学了学校的功课,回学校考试名列前茅。所以,学那些内容,十分之一的时间就够了,我们浪费了孩子十分之九的时间。不是单单这个孩子是这样,是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是道理,而道理是普通的。

《教育家》:13岁前确实是语言发展的敏感期,而那个阶段也同时是儿童很多方面能力的敏感期。我们在有些私塾看到孩子们每天七八小时大量读经,这在很好地开发了语言敏感的同时,会不会让儿童错过别的敏感期?比如,有可能成为卓越小提琴演奏家的人,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王财贵:对于才艺的学习,孔子并不反对。对于读经的孩子,我也鼓励最少有一项才艺。但是这种鼓励要看机缘。有的地方有人才有老师,有的地方没有。要明白的是,读经并不是和才艺这些东西并列的,它是所有这些东西之前的建体。有体有末。浙江遂昌读经学校的几个孩子,十五六岁的时候读经到一定程度,决定学古琴。但当地没有条件上,就到北京找一个很有名的古琴老师教,每半年去一次,一次学五天,这五天他们要学完其他孩子半年的东西,然后他们回去练习。结果他们学得很好,老师非常欣赏,把他们的学费退还了,还给他们十倍于学费的奖学金,说:带回去给你们学校,希望学校多培养这样的学生。

《教育家》:我们在一些私塾看到,孩子们长时间读经,几乎没有专门的体育锻炼。

王财贵:体育很要紧。读经私塾一天读经大体是六到八个小时,读经之外,还有不少时间可以做别种学习,第一层必须学的是体育,要让他身体康健长寿。最好是有教育意义的身体活动,所谓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这才可以叫做体育。我建议是中国武术、印度瑜伽。读经并不只是读经,体育之外,如果还有时间,第二层要做的是阅读,广泛阅读,科学的艺术的。如果再有时间精力,就可学些才艺了。至于学校功课,也有相当的价值,但多是知识性的,只要有阅读能力,可用课余时间自学。

《教育家》:在您的体系里,外文读经也是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看到,外语读经也进入了很多私塾学堂的日程。

王财贵:是的,外文的学习也采用中文读经的方法,不是坐简单的会话或儿童文章开始,而是选择外文经典,一句一段一篇,大量反复诵读,囫囵吞枣,直到滚瓜烂熟,将来自有深厚的功力展现。中文和外文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不过我会说中国人最好是先读中文的经典。当然,对外国人,我也会说,先读你们自己的经典。

《教育家》:读经教育如何兼顾到科学的学习,是家长老师疑惑较多的。

王财贵:这么多年,我说得最多的反而是科学教育。数学要怎么教?就是顺着他理解能力的发展去引导。我们现在的方式,强迫那些那些聪明的孩子要跟着全班一样的进度,不让展开他的聪明,又强迫那些比较不聪明的孩子,一定要给我聪明起来,跟上全班的进度,结果遍地地哀鸿。

数学教育有他的规律,那就是,数学本来就不是老师拼命教出来的,数学应该让他自己学习,要他自己学的才算。儿童的理解能力是慢慢成长的到发展起来你再来教,是很简单的,愉快的。在他还没发展起来的时候强迫他做高难度的数学,他会心生恐惧,就学不好了。而且这辈子不喜欢数学,不喜欢思考,最后,连人生都败坏了。

人类的心灵本来就有逻辑,逻辑在数字上的表现就是数字。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懂一点数学呢?一两岁他开始讲话,就开始懂一点逻辑了。只要他懂得写数字,就可以教他数学——只要你不逼迫他。数学的学习并不是用数学来计算才算,你的一切思考有次序,都算。上了一二年级,有些孩子理解力开发得早,思考能力强,他能往前走就尽情往前走,有些孩子理解力发展慢,不必逼迫他,因为逼迫也是没有用的,做所能做的,做到哪里算哪里。当然,最好是小学阶段大量读经,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不必教数学,到五六年级你再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数学全部做完,可以省下很多时间。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有点故意为难学生的意思,比如奥数,以为这样才算数学,我以为不然,我以为最好的数学学习模式,是从语文的方式切入,就是说,用阅读的方法学习数学。凡是在大学教数学教久了的,都知道我们小学中学教数学的方式是失败的教出不会思考的学生。人类思考最初是具体的思考,然后才是抽象的思考,一个孩子学数学可以先具体地学,应该请数学专家写出书来,像儿童读物一样,当然语言要严格,训练他严密地思考,然后渐渐引入数字的观念,让他在阅读中渐渐进入数学的天地。真正学数学的人,都支持我的说法。

理是科学,数是科学的基础。一个孩子怎么学科学呢?要给他科学的常识和兴趣,就让他读科普读物。

《教育家》:从小朋友,跟我念这句话看,似乎读经的老师只要会认字就可以了,而我们在跟读经一线老师的接触中发现,老师非常重要,所谓言传身教。老师的素质不够、心态急躁,都带来了很多问题。

王财贵:老师当然重要,读经也要尽量选择最好的老师。以私塾方式开始的读经,只不过五六年的历史,其中很多方面是难以苛求的。在老师的问题上也是这样。很多人会说,我们要教孩子,要先训练出一批高层次的家长和老师才能做。这里,你执着于这个言教不如身教了。生命的发展是多样的,要相信天地,相信孩子。一个老师跟家长当然要尽其可能地有示范性的行为,但是孩子如果只学你的示范性的行为,但是孩子如果只学你的示范性,所谓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我们的孩子可能只会比我们差。如果期待孩子成为君子圣贤,而老师不能做到君子圣贤,那怎么办?用君子圣人之言教他。这样身教就不如言教了。在一个无德的社会,等你训练出有德的老师,我看我们民族早衰亡了。赶快教吧,不管德高低,不管有没有学问。

没有学问的老师和家长教出来有学问的下一代,没有大德的老师和家长教出圣贤,这才是教育的本事。

《教育家》:发蒙的第一本书以何者为佳?

王财贵:一般我会说《论语》。不过也不尽然,有人从《老子》开始,也好,有人从《易经》开始,也好,它们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从哪一本开始都自有道理。不过如果有人从《三字经》、《千字文》开始,我就会说这不够,会耽误孩子的成长。《三字经》《千字文》不是不要读,当作补充教材,在读《论语》《老子》的余暇有随便读读就会了。但如果从它们开始然后再读《论语》《老子》,便会畏难。

《教育家》:这一运动首先是在台湾推动的。台湾现在的情况如何了?大陆呢?

王财贵:其实大陆、台湾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凡是我遇到的,都是支持的多,至少支持的占90%以上。不支持的,都是没听过我演讲,没有看过我的理论的。他想当然耳,一听说读古书、背书就气急败坏了。这很奇特也很无奈。台湾那边推广读经将近20年,如今,如果连《弟子规》《三字经》也算,读过的孩子应该在一半以上。在陆这边,连《弟子规》《三字经》算,读过的要在三分之一的样子。

 《教育家》:在您预料之中吗?您满意吗?

王财贵:我没有预想,也不可以有预想,天地之间有道理也有现实,我只讲道理,我不责求现实。应该这样想就要这样想,应该怎么做就要怎么做,多做就多好,少做就少好。

《教育家》:下一步您还希望这场运动向何方落实?最终您希望是怎样的局面?

王财贵:在台湾,有些老师已经用实践证明,整天以读经为主,他的功课越教越轻松,最后是学生不让老师教功课,他们说我们都学完了,你还教?最后他这一班功课是全年级最好,而孩子们所读的经是多出来的一生的成就。废文言之前,清末民初的新式学校是有读经科的,我是希望以后体制内的学校能恢复读经科,最终,我希望读经能成为体制学校的核心课程。

《教育家》:第一批读经的孩子已经出落了吧?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

王财贵:要学出来还早啊,他们刚刚开始,这是一辈子的事啊。不过最早的这些孩子,状况很好,例子多的是,成果都已经看到了。台湾有一本硕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些读经十年后的孩子的状况调查。大部分的孩子考上了理工科的学校。这不奇怪。本来老天就安排先学语文再学科学的嘛。如果该学语文的时候努力学语文,就奠定了学习科学的能力,该学科学的时候很容易就学好了,钱学森之问就得到了解决。

《教育家》:在他们中您是否已发现了能继绝学的读书种子?

王财贵:只要有人读经,有人大量读经,所谓读书种子自然会出现的,文化继承也就有人了。但我想强调的是,那并不是我的主要用意,读经教育并不是专门培养某一类人才。读经并不是和才艺、数理各门专业并列的一门,它是基础,它所做的,是建体的工作。人本来就应该这样长大,教育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理解了这个,才是理解了读经教育的哲学。

《教育家》:您认为何谓教育家?在您看来,古今中外,能称为教育家的大致都有哪些人?杂志取名《教育家》,然同事及读者对何为教育家,众说纷纭,想听听先生说法。

王财贵:中国近现代没有教育家。教育家是能够尽情开发人性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人?是圣人。所以你要问中国谁是教育家?人们就会说孔子。你要问西方人谁是教育家?他们不会说蒙台梭利,会说苏格拉底。当然,如果我们降低一点标准,那么,那些有助于人们开发人性的人,可称之为教育家。一个父母或母亲、老外婆,如果在开发自己儿孙的人性方面诚心诚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教育家。不过,如果学了一些近世西洋的教育理论,并不反省其理论的是非,照搬过来,以为先进,指导国人,纵使名望遮天,绝不是教育家。

《教育家》:影响您到深的有两位老师,掌牧民先生和牟宗三先生。您先前说自己的成就算不了什么,那这二位称得上您所说的大学问家吗?

王财贵:分开说。掌先生不是学问家,他是传统的儒者,胸怀传扬文化的重任。牟先生是学问家,而且我要说,他是古今中国学问第一人。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才这样说,而是因为他确实是这样,因为他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嘛,当代的学术已经吸收了西方的学术的传统,牟宗三先生在当代所完成的学问是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牟先生对西方的学问有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康德哲学。西方人翻译一部,牟宗三先生以一个人的能力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

以我研读的心得,我常常感叹,要谈儒家的学问,自从孔子以后两千多年,没有人谈得比牟宗三先生清楚。要说道家的学问,自从老子庄子以下两千多年,没有人能够把道家的基本的观念,道家的核心的价值,谈得像牟先生这样精确。对于佛家,牟先生说他自已不是佛教徒,但是他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佛性与般若》。

牟先生兼通儒释道西四家学问,体大思精,文笔练达,凡有所说,必有所据,凡已说者,皆明白透澈。

 《教育家》:儒学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种种论争。其中很大的一场发生在殷海光和牟、唐、徐等先生之间。您如何看待那场争论?当年同为牟先生弟子的韦政通先生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在学术上也有自己的建树。您认为他的方向为什么会发生拐点?这个拐点是否有代表性?

王财贵:这说来话长,都是前辈,我不便评论。不过关于新儒学的争论一直都有,跟方方面面的派别都有争论,其中最主要的争论,是发生在自由主义和新儒家之间。种种的学术流派都有他对的地方,他的问题是他不全对。不全对是说,他在某一点上是对的,或者在某方面是对的,但是全体来说,他不对。我只能说,一定要选择什么的话,凡此种种派别中,新儒家是比较能对类理性负责任,为中国的未来负责任的。

《教育家》:儒学现代化的方向是什么?

王财贵:牟先生归纳出儒家在当代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的主题,三个志业。

第一个志业是道统的继承。所谓道,就是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家之道,以三家为主。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三家都指出生命的方向,这是人类的学问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几乎已经囊括了康德所谓的实践理性的使用。

第二个志业是学统的开出。大体是指西方的学术而言,就是思辩理性方面的学问。用开出两个字,不是外加,也不是西化,而是开出。一个理性可以开出道德理性,这叫一心开二门。我们既然有道统了,现在我们又要开学统。以道统为本位,开出学统。道德理性本身就可以开出知识理性,开出科学。西方科学发展有成,我们要科学,当然要学习,但需知那人类理性中本有的东西,中国人要从自己生命中发出学习的意愿,平平实实地学到生命里去,而不是急切地加重学习的科学课程,眼红地叫着超欧赶美,到头来,只落得个永远的功利和仿冒,而不是真科学。因为一个君子的理想是正德利用厚生万物,利用跟厚生就是要开出人间的科学,及到于要开出人间的政治制度。

第三个志业是政统的完成。政统,就是政治制度。这个政统当然是指民主政治而言,叫做民主建国。

所以你看,科学和民主,都在其中了。自从义和团和五四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像钟摆一样,一个民族受苦一百多年了,只有新儒家的文化见识才是健康畅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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