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

五、中国人有什么伦理态度：忠孝

       依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人之见，在专制政治、父权家庭中长大的中国人，自然养成了一种奴化的道德，强调恭顺，其伦理要求即是忠与孝。

       古代人把忠孝当做好词，称人忠孝节义、忠臣孝子，那可是最高最高的荣誉啦。但忠孝是西方人没有的伦理德目，所以西方人常把它乱理解一通，甚至如前述孟德斯鸠黑格尔之类，尽朝恶劣的方向去解释。

  　 晚清以降，批判传统、鼓吹现代者也把这套话语学得烂熟，鲁迅啦、巴金啦、曹禺啦、茅盾啦，动辄把忠孝妖魔化，痛诟传统伦理是专制性的父权体系。认为中国人在家庭里，是以父亲的权威来压制、指导儿女，儿女则需顺从、孝敬父母。这种“权威教化——恭敬孝顺”的伦理结构，推而广之，用在社会上，也同样要求人们恭敬顺从君上。君上则行使权威，教化百姓。此“君父伦理”，构成了中国的传统，使中国变成了一个以宗法社会、专制王权、威权宰制性家庭相互联结的体系，而导致中国的落后。

　　这类话，听之亦多矣。难以辩驳吗？不，一点也不，只要翻翻书就明白了。

　　批评中国传统的人主要是没读书。就像顾颉刚，入北大后与胡适鲁迅共倡新文化、不喜宋明理学，家有二程集而根本就不想观。迨抗战兵兴，避难西陲，没书可读，不得已才翻看程伊川集，聊以度日。看了才大吃一惊，发现程子原来并不迂腐，许多道理讲得挺好（见《浪口村随笔》卷五）。近人把儒学、礼教、宋明理学妖魔化，使人什么也不懂、什么也没看，就已知道它是“吃人的”了。

　　礼教吃了人，或它准备吃人吗？让我带大家读点书，看看在近代被污名化最严重的“三纲五常”到底是在讲些什么：

　　三纲之说，见于《白虎通义》。这是东汉章帝时会集群儒在白虎观讨论经学家之歧见后，予以综合整理而成的，可以代表儒家的基本观点。它对于人伦关系，提出三纲六纪之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

　　这指几种人际关系。三纲指三种基本关系：夫妇为情义关系、父子是血缘关系、君臣为政治关系。由此基本关系，可以衍生“六纪”那些社会关系。所以它又说：“六纪者，为三纲之纪者也。师长，君臣之纪也，以其皆成己也。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以其皆有同志为己助也。”

　　夫妇，明言其与朋友一样，清陈立《白虎通疏证》云：“《礼记》曰：同志为友。夫妇亦同志相助，故亦为之纪也。”解释十分正确。据儒家的看法，“夫妇之道，有义则合”“夫妻一体，荣耻共之”，所以夫妇不是权力关系，也不只是性关系，而是道义相扶持相协助的同志，所以把朋友一伦归属在夫妻伦底下。

　　王弼注《易》曾说：“妇者，配己而成德者也”，《说文解字》解妻字也说：“妻者，妇与夫齐者也”，《诗·小雅·十月之交》孔疏同样说：“妻之言齐，齐于夫也。虽天子之尊，其妻亦与夫敌也”。这类注解也都表明了儒家对夫妇伦理的基本认定就是平等的。

　　所以要稍微读点书，才不致误会纲纪的意义，把三纲看成什么刚硬僵化可怕且对人有宰制性的东西。

　　反传统的朋友或许要说：“好罢，三纲纵如你所言，只是表明三种基本人际伦理关系。可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仍是宰制性压迫性的？”

　　哈哈，当然不！刚才不是已讲了妻与夫齐吗？夫为妻纲，就是妻与夫齐，平等。为什么？因纲纪即如阴阳，指两者相配合的关系，而非领导关系。《白虎通》说：“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者何？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纲。”这表明了人伦是在两两相待中才能形成关系，而此种关系又皆如阴阳之相需相配，缺一不可，两者间决不是宰制与被宰制、隶属与被隶属的关系。

　　在阴阳格局里，阳尊阴卑、夫尊妇卑云云，均是对两者互动状态的描述，尊卑非上下压制之谓，否则岂非有阳无阴、尊天卑地？这是凡略通中国哲学ABC的人都该知道的。　　

　　所以即使是最容易形成压迫与宰制的君臣关系，儒家仍指它是相对相需，而非上下隶属，所以说“君臣以义合”。《白虎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天子，爵称也。”谓君臣只是职务上的分工，并非地位上的尊卑，顾炎武云：“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就是这个道理。后代皇帝常想推行一种“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愚忠，儒家可从来没有这套胡扯的道德，都是讲“君视臣如草芥，则民视君如寇雠”的。

　　父子乃天生而成的关系，又与君臣不同，儒家对此，更不可能讲父子地位是隶属主从的。所以《白虎通》特别强调子谏父之义。

　　劝谏，与教化不同。教化，代表由上而下的，君与父是意义的来源、人格的典范、价值的指针。劝谏则不然，倒过来，臣、子才是知识智能的提供者，针对父亲或君王的行为与思想，“是非相间，革更其行”。当然，它也并不否认君或父应作为子与臣之仪型。但应然并非实然，在一般状况下，君或父应可教导或领导臣与子，但若君或父实际作为并不恰当，子与臣便须提出谏诤，以导入正途。

　　正因为如此，所以《礼记·曲礼》注云：“子从父之令，不可谓孝也。”凡误以为儒家讲孝顺，就是要一切都顺从父母，“从父之令”，且父子伦理只是“权威教化——恭敬顺从”之关系，都可说是对儒家学说毫无了解的。

　　其次，君臣父子、阴阳尊卑云云也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依据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阳兼于月，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春秋繁露·基义篇》）夫妻父子等关系既是相待而成的，在真实人生之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际，哪有那么僵固稳定的关系？夫原则上是刚的，但在许多时候也会卑下阴柔；妻原则上是柔的，可是在许多地方却显为刚，是一家之主，发号施令。父子也是如此，父兼于子，子兼于父。犹如太极图形，阴阳分判，而其中却有相涵相融之处。男性有女性之特质，女人也不乏某些男性的特质。这才是真实的人生，才是人伦关系的实况。

　　由此即可知传统儒家所讲的亲子伦理，绝非今人所描述的那种上下压制、森严僵化状况；更不会教人盲目地孝敬服从父母，或主张父亲可以其威权主导宰制其子女的思想行为。传统的亲子伦理，是一种有基本原则却又讲究调节原理的关系。

　　亲子伦理的基本原则，是“父子有亲”，是血缘亲情的联属，由此而生出仁爱。父以其仁爱待子，又教之以义，如后来《三字经》所云：“养不教，父之过。”教子则须“有义方”。但为人父者，未必只因他是父亲就有能力教其子有义方，父亲也是需要教养，也是需要学习的，向谁学习呢？师长。

　　《白虎通疏证》卷八引宋均《礼纬注》：“师者，所以教人为君者也，长者所以教人为长者也。”儒家向来强调道尊于势，故做国君的，须向师长学习作国君的道理；同理，在家中，做父亲的，也得向师长学习父亲的方法，教其子以正道。若不能，则交给老师去教。同理，儿女也基于仁爱，劝勉其父母以义方，《孝经·谏诤章》：“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即是这个缘故。

　　谏诤本身就是一种调节原则；“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则是另一种调节方式。

　　整个中国传统当然是极其复杂的，亲子伦理在历代亦各有不同，但上述这套儒家的伦理观，无疑仍可视为传统中非常基本的样态。依此原理，不难形成父子有仁有义的伦理关系，而且更没有什么“父子君臣化”“夫妻君臣化”之类问题。

　　你也许会说：儒家的伦理固然如此，可是历史上人伦悲剧也很多，君宰制臣、父宰割子、夫殴打妻，均屡见不鲜。

　　是的，伦理是教人应该怎么做。例如，教人要诚信，并不是说世上就因此没有说谎的人了。正因说谎骗人者累世不绝，所以我们更要强调诚信（所以，不是礼教吃人，而是因为社会上人吃人，才须提倡礼教以减少吃人）。哪有人像近代学者这样说：「你看，说谎的人那么多，因此儒家讲诚信是要不得的，应打倒！」这不是发神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