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识教育与经典教育」

在我国教育史上出现「通识教育」一词是最近几十年的事，而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有若干异名，其涵义亦颇有出入。我想藉此机会提出第一个说法：通识教育是以经典教育为核心的教育。

一九三0年代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R．M．Hutchins）堪称提倡经典教育的代表，其初衷即在于挽救学校教育侧重专业训练的弊病；阿德勒（M．J．Adler）把这种弊病称之为「专业的野蛮」（barbarism of specialization）。上焉者从事专业研究，撰写只有同行专家读得懂的论文，下焉者抱残守缺，各怀专业知识投入职场讨生活。现下的学校教育，中小学是大学先修班，大学成为职场先修班，而毕业后的就业成效就成为教育评估的重要指标。教育更基本更重要的目标与宗旨，没有人反对，可是少有人重视；不是不重视，而是在侧重专业的氛围之下，很难着力。

至于教育的宗旨，可能现在很少人会想到「为天地立心」等等宋儒的高远理想。若依现行的大学法而言，大学教育的宗旨是「研究学术，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务社会，促进国家发展。」然而所谓研究学术，很难不制造出属于「专业蛮族」的人才。为以下论说方便起见，姑且以「培育善思善行之士」作为教育的目标，这是义袭阿德勒在Six Great Ideas书中的一句话：But everyone is called to one common human vocation——that of being a good citizen and a thoughtful human being。在西方文化传统中，citizen有特殊涵义，非此处所能详论，姑且援「士不可不弘毅」之文而暂称good citizen为「善行之士」。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不论儒家或释氏，谈论修为皆主见行并重。以此反思宋儒的教育理想，可期之于少数菁英，难责之于受普及教育的多数人。如果从小学到大学受教育的多数人能思而善、行而善，构成社会的基础是善思善行之士，这就远比成就少数菁英而造就大批专业蛮族有意义。

所谓专业知识，分殊而繁多，而且与时俱进，变而无常。但是持以善思、执以善行的知识，亘古不变恒常如是，载诸中西文化经典之中。通识教育既是补专业知识教育之不足，救专业知识教育之弊病，而一以经典为依归，所以说：通识教育是以经典教育为核心的教育。

以上所论，乃取例于赫钦斯与阿德勒的《Paideia Project》（刘源俊教授译为「通学方案」），而有其文化背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通识教育与经典教育，又必须把问题纳入我们自己的历史脉络来省思。若以明万历三十五年（一六0七年）徐光启译《几何原本》代表西学东来的韧始，则清光绪三十年（一九0四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可作为中国官学开始弃守传统而采行西法的代表，前后相去大约三百年。上「奏定学堂章程」的张之洞在清末是积极引进西学的，可是仍主张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在其位的王国维反而深切体认到西方哲学才是西方文化的精髓，这又是官方教育主政者器识不足的代表。

中国文化自与西方文化接触以来，虽然节节败退，却未骤然销亡。我尝戏称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死不了、活不好」，至于其所以然，容我权借劳思光教授的说法，中国文化所重在「德」，「崇德返本」是文化不死的条件。但是中国文化虽不反「智」，却不如西方文化重「智」，可是西方文化的「以智辖德」又是其弊病。中国文化能活凭的是「德」，可是要活得好还需「智」。

文化问题既非本文所能细论，更非我所能详知，我只想从文化问题联系到经典教育的内容问题。我要提出的第二个说法是：通识教育中既须重「崇德返本」的经典，又须着重「穷智见德」的经典。「崇德返本」的经典自以中国经典为主，而且不限于儒家。随举一例，即使讲求权谋的「鬼谷子」，仍然是讲依德的权谋而非矫诈的权谋。「穷智见德」的经典当然以西方经典为主，而且不只数理科学，而应穷本溯源，直探西方哲学的源头。不过中国经典与西方哲学文学历史经典皆非我的本行，自有博学通人可以推介，毋须由我献曝，仅就我比较熟悉的数理经典略陈数言。

西方文化重智，自以哥白尼、伽利略、刻普勒、牛顿为近代科学最为人知，而其源头则在希腊。欧几里德的《行学要义》（Elements of Geometry，即通称之《几何原本》）远在明万历年间即已传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要义」，借用法国数学家集团Bourbaki在《算学要义》（Elements de Mathematique）首卷<集合论>（Theoriedes Ensembles）名词，是用形式语言陈述（formative construction）的公理系统（axiomatic system）。我把公理系统的特色櫽栝为「言必有据、行必有序」八个字。所谓「言」即是Bourbaki所谓的demonstrative text，所谓「行」即是证明（proof）的步骤，所谓「据」是指证明所援引的理据，而「序」是指这些理据必须或是公理、或是先已证成的定理。这一套公理系统看似无甚高论，其实是威力强猛的利器。但即使梅文鼎似乎都未能体认与欣赏公理系统的妙用（不过这一层尚待细考），而学哲学的阿德勒却能深赏其美而说出：「讚其为美决非夸言！」（Is it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is is beautiful?We do not think so.）其故安在？缜密的思辨本来就是希腊哲学的特色，亚里斯多德的形上学、物理学如此，欧几里德的形学要义当然如此。不从此入，终就不能探得西方文化在科学方面的丽珠。哥白尼、伽利略、刻普勒、牛顿四人虽然三尺之童亦知其名，恐怕讲学上庠的老师宿儒亦鲜读其书。

除了中国经典之外，西方文化经典即使经阿德勒简选为五十四册，依旧是卷帙浩繁。现在大学教育里的通识教育，都在区区若干学分的蜗牛角上争执，不要说通读这些经典，即使涉猎一二都不太可能。而且目前台湾教育素质之低，是众人皆知之事。我可以大胆的预言，再过三五年，连通分都不会的大学生必然不在少数。以这种素质、这些学分，不仅经典教育是痴人说梦，通识教育都是望梅止渴，连基本的教育都是画就的大饼。因此我要提出第三个说法：唯一的出路是向下扎根，向上延伸。所谓向下扎根，是不能仅在大学才谈经典、读经典，必须从小起就培养阅读的能力，而且能阅读经典。这个重要的工作，官方无能为力，学界袖手旁观，却已在民间隐然形成一股暗潮。我指的是王财贵教授推行了十几年的儿童读经。所谓向上延伸，就是《通识在线》第八期所提出的「终身学习」，有些从事读经运动的有识之士向往中国的书院传统，作为传习经典的场域。传统书院能够经营与维持，所需的客观环境与因缘条件现今是否具足，是一个尚待考究的复杂问题。但是无论如何，经典教育是终身的教育。

从童蒙至终身的经典教育，我称之为「终身经典教育」；通识教育是终身经典教育在大学教育里的一环。

 任庆运：东吴大学物理学系副教授

出处：2007年11月通识在线第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