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的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的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
朱自清
1942年2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