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此地与诸位见面﹐很高兴﹐在二十年前﹐当牟先生在此地任教时﹐我曾应人文友会之邀而作一次演讲﹐今天是旧地重游了。

今天讲的是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本来这题目我的一篇发表在中华学报的文章﹐有二三万言﹐此文曾在香港转载﹐因中共之批孔﹐故近来注意这方面。中华学报未必为一般人所见到﹐且那文章亦未将意思表达得完全﹐重点在那里﹐看的人亦未必十分清楚,故今日再讲这题目。

现在不是说孔子的学问本身﹐孔子思想究竟怎样﹐是另一问题。亦不是考订孔子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而是看实际上孔子在历中文化中的地位是怎样形成的。当然﹐要研究孔子﹐发扬孔子的学问﹐亦必须参考过去的历史文化中孔子的地位﹐了解古人对孔子的了解是怎样的﹐这对研究发扬孔子学问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此问题﹐民国以来许多学者乃至外国之汉学家都有许多说法﹐孔子本是诸子之一﹐何以他的地位如此特殊呢? 很多人说是因为汉朝的董仲舒的尊儒而造成﹐因而妨碍了中国学术的进步﹐这说法到处流行﹐又有说因为儒家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为历代帝王所提倡﹐四书五经为考试的内容﹐故孔子有崇高的地位﹐又有说孔子所讲的道理﹐对统治者有帮助﹐如三纲五常之说﹐这些说法都极普遍﹐亦可说是事实﹐外国之汉学家亦视中国为儒教国家﹐重视儒家的政治意义。当然儒家影响政治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究竟是因呢﹐还是果呢? 若是因﹐则孔子思想便先天地限制于政治上﹐若是果﹐则这些都是因为中国人推尊孔子而产生的结果﹐由于中国人的推尊孔子﹐而致使帝王提倡儒学﹐今天要说的重点便在这里。其次﹐孔子地位的形成﹐并不是在某一个时候完成的﹐而是逐渐由各时代对孔子的推尊而渐次形成的﹐为中国历史上各种文化领域的人所共同推尊而形成的﹐政治与帝王的力量﹐只是果﹐而不是因。

我们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这是一历史的事实﹐因若我们说孔子的地位是由政治造成的﹐则首先便有一不能解释的事实﹐即孔子在当时的政治界是不得意的﹐先秦诸子者中都有记载孔子失意的事情。只是死后﹐得鲁君的哀悼﹐此外﹐便没有其它政治力量。故孔子的地位﹐主要是靠他的弟子的尊崇。孔子死后﹐弟子但都以丧父之礼事之而无服﹐心丧三年﹐三年期满后﹐弟子们聚会以话别﹐散后﹐子贡则独自再回到孔子坟前再居三年。此后﹐孔子许多学生及其它人﹐便聚在孔子坟前居住﹐一两百年后﹐便形成「孔里」﹐由于孔子的弟子及弟子与政治发生关系﹐而使主政者对孔子的尊重﹐但这已是两代以后的事﹐孔子的影响﹐直接是在于教育﹐孔子直接影响的是他的学生﹐后来这些学生许多从政﹐更有成为王者之师。于是便慢慢形成孔子的地位。孔子直接的影响是在教育上﹐在这点如深本渊源﹐可见到孔子自己也说好学﹐「好古敏以求之」﹐他对前圣先哲﹐是自居于学生的地位﹐他是先为学生然后为师﹐孔子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至晏平仲为师﹐然后孔子的学生以孔子为师。孔子在中国的地位﹐如同耶稣之在西方﹐穆罕默德之在回教国家﹐释迦之在印度﹐但他们并不如孔子的有老师﹐而自居于学生的地位。耶稣是前无所承的﹐而为后人之师﹐为后人之教主﹐他并没有老师在他之上。释迦本有老师﹐但佛经上载释迦出生时﹐便自谓「上天下地﹐唯我独尊」此代表佛教对释迦的观念﹐认为没有人能当他的老师﹐法华经上说佛之前身有老师﹐但今生则没有老师﹐这说法在佛经上是一致的。穆罕默德承认在他之前有先知﹐如摩西﹑耶稣﹐但说他自己是最大最后的先知﹐并不是承继耶稣而来的﹐他对上帝﹐有特殊的了解﹐而并没有师承。是以他们都与孔子不同﹐都不承认有所师﹐都是空前的。孔子则不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他自居于学而知之﹐自谓「学不厌而教不倦」﹐此可见孔子是自居于一学生的地位﹐故我们应说孔子是一学生﹐有许多老师﹐如尧舜﹍又有许多学生﹐既承先﹐又启后﹐既继往﹐又开来﹐这是孔子的特点。而耶稣等虽启后与孔子同﹐但却看不起先辈。

其次﹐孔子所承的先辈﹐都属于中华民族的﹐夏商周虽属不同的部族﹐但文化是一气相承的﹐如周公﹐虽代商之无道﹐但对商之圣主﹐仍是尊重的﹐故我们可视夏商周为一大民族(华夏民族)。故孔子所传承﹐所开启的﹐是本身的民族文化﹐而耶稣之教﹐却传放外方﹐今日之犹太人﹐并不信基督﹐释迦亦然﹐这虽更有时代性﹐但他们所要求的宗教精神﹐与他们本身的民族精神﹐有一段距离。而孔子所要求的精神生活﹐精神生命﹐便能与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精神生命合一﹐为中国人所共同遵守。回教在这地方与孔子不同﹐但回教之所以能为阿拉伯人所信﹐因为穆罕穆德本人是军事的领袖之故﹐是凭着军政的力量﹐使阿拉伯人接受回教。孔子则纯粹靠他的文化思想﹑学术内容﹐以「文」的传承﹐成就中国文化﹐而不是靠军政的力量﹐而使孔子的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分不开。由以上之比较﹐便可见出孔子的特殊。孔子的「文」的承先启后﹐承先﹐是承尧舜﹍﹐启后﹐是开启后来的学术﹐诸子百家差不多都是后孔子一百年方兴起﹐可说多少都受孔子影响。孔子的学问﹐同用「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二语以表之﹐兼修己及治人二方面﹐而墨子﹐是得「行义以达其道」一方面﹐以义行仁﹐道家则得「隐居以求其志」一方面﹐重个人精神之游于天地。于此可说道墨皆是孔子某一方面的精神﹐而孔子兼之。

故孔子在先秦是居于承先启后的地位﹐而并非是诸子之一﹐是在诸子之上的﹐以孔子为诸子之一﹐始自章太炎﹐以前人是不如此说的﹐孔子当然是儒家的宗师﹐但孔子并不只是属于儒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于论述各家时﹐皆引孔子之言以作评论﹐可知班固是以孔子为居于九流之上的。在这地方﹐我们可知孔子是上承六艺﹐下开百家的﹐学不厌﹐是承六艺﹐教不倦﹐是开百家。庄子天下篇将学问分三种﹐一是政治﹐二是学术(诗书礼乐) ﹐三是百家﹐但没有列孔子﹐百家中没有儒家。可知儒家是归入诗书礼乐部分﹐是从古代传下来的﹐而孔子是承六艺之学而来的。百家之学与六艺之学并不相同﹐百家是后起的﹐而六艺是从传统下来的﹐史记上说「考信六艺」﹐以之为标准所在﹐最为明显。

由此可知董仲舒罢黜百家是要回归到本源的意思﹐不肯只讲分散的学问﹐而要讲本原的﹐因百家是后起﹐而六艺是本原。其实有只讲黄老﹐只讲申韩﹐而不说本原﹐不能综合﹐这是不够的﹐故要以本原处来统一﹐这是所以要崇儒的缘故﹐罢黜﹐是罢黜百家政治地位﹐而不是禁止研究。

六艺之学﹐以今语说之﹐即人文的学问﹐诗是文学﹐书是历史﹐礼是法律礼仪﹐乐是艺术﹐易是天道﹐哲学﹐春秋是明是非﹐乃历史哲学。此为人文学问的全体﹐故汉初之或言黄老﹐或言申韩﹐只是讲得一部分﹐而非全体﹐故董仲舒的崇儒﹐是要以全体代替部分﹐并非如后人所想之专制。在六艺之下﹐百家亦可成立﹐但不能居于最高的地位。但亦无禁止之事﹐如西方之待异教。

其次﹐孔子不只是儒家﹐而可通于其它各家﹐亦不只是哲学家﹐以前人看孔子是先师至圣﹐是文宣王﹐并不是狭义的哲学家﹐他的思想为孟荀所承接﹐但有许多人不是以思想承接孔子﹐如司马迁:「孔子至今五百岁﹍」亦衷心欲继孔子﹐故他是以史学来承继孔子﹐董仲舒是以思想来承继孔子﹐但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与司马迁在史学上相比吗? 故我们可说﹐汉代真正承继孔子的人是司马迁。其后﹐刘勰亦认为文章的各种体裁﹐是从六经而来的﹐而要宗经征圣﹐显然地他是以文学来承继孔子。文学家中﹐如陶渊明﹐亦是要继承孔子的﹐他虽有佛道气息﹐但他说的「先师」﹐如「先师有遣训」﹐明是指孔子﹐又曰「游好在六经」他以他的诗来承继孔子﹐李白虽曰「狂歌笑孔丘」﹐但亦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亦是要以风雅来承继孔子﹐杜甫更是宗儒。虽然汉唐主流是明显的继承孔子者﹐但对孔子精神的契接﹐未必比得上几位文学家。关于以后的宋明儒如何承继孔子﹐不详说了。

这些推尊孔子的人﹐都在政治上不得意﹐董仲舒险遭杀戮﹐司马迁则受刑﹐魏晋玄学家之尊孔者如王弼﹑何晏等﹐多遭祸﹐陶渊明是一贫士﹐刘勰是和尚﹐更不得意﹐再者﹐李白﹑陈子昂﹑韩愈亦俱不得意﹐可知他们尊孔是纯为敬佩孔子的学问精神人格的﹐与现实政治毫无关系﹐而孔子地位的形成﹐是由于后人以其学术地位﹑文化地位所共推尊而成的﹐然后才有皇帝出来封孔子。宋明儒之起﹐初是凭几个在野的苦学之士(宋初三先生) ﹐明儒之始﹐是一面耕种一面讲学的吴康斋﹐他与陈白沙一起下田而弄伤手指﹐但仍力耕不辍。朱子被斥为伪学﹐周濂溪是一隐士﹐二程张载在政治上俱不得意﹐阳明被贬﹐方孝孺被诛十族﹐文天祥刘蕺山则死难﹐皆不是因官禄而尊孔的。这情况从清朝以后方开始变﹐清代皇帝多提倡孔子﹐但他们一面倡孔﹐一面兴文字狱﹐可知并非真能尊孔﹐清代可称为儒家者﹐只一曾国藩﹐但他只能在文化上表现孔子精神﹐而不能在民族大义上发扬孔学﹐而曾国藩亦是在野的。可知历代之尊孔契接孔子精神者﹐多是不得意的在野之人﹐而从民国以来所说孔子地位是由于政治力量所造成之论﹐是倒果为因的说法。

清代对孔子的看法﹐与前不同﹐今不多说。

袁世凯想作皇帝﹐便推尊孔子﹐于是使人引起错觉﹐以为孔子是帮助统治者的﹐孔子的地位是靠在位者提倡而成的。而其实真正了解孔子﹐推崇孔子的﹐在政治上都是不重要的﹐但你能说他们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不重要吗? 如司马迁﹑刘勰﹑陶渊明﹑李白﹑杜甫﹐他们不重要吗? 可知孔子的地位的崇高﹐不只是在于思想上﹐而是及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全体﹐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鹅湖月刊第三期)

牟宗三﹑唐君毅等《寂寞的新儒家》，页17-23，鹅湖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一年八月初版﹐中华民国八十五年十一月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