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十年，她在一所小学工作，人们叫她谢老师；第二个十年，她是一名正直的法官，展现法律的人性关怀，人们叫她谢妈妈；第三个十年，她是一名女“立法委员”，“问政”犀利，号称“女兰博”。在经历了李登辉之妻曾文蕙那场轰轰烈烈的官司后，她来到大陆，开始了她的第四个十年。她就是台湾新党前总召集人、台湾政坛上绝无仅有的女“党魁”谢启大女士。昨天，趁着她来厦大演讲的机会，本报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让我们走进她的内心——

一身随意的服饰，一脸热情的笑容，初见谢启大的印象犹如窗外五老峰的景致，简洁、明快，我们很难把这位朴实的中年妇女和曾经叱咤台湾政坛的女“立法委员”、新党总召集人联系起来。然而，一接过她递来的名片，立刻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没有任何头衔，除了必要的电话号码外，只有简简单单的三个字——谢启大。而名片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背景图案是一幅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地图。

或许，是经历了太多的人世沧桑，或许是对谢启大三个字有足够的自信，她已经不需要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任何的注解了，据说，在台湾名片上不加头衔的政治人物只有两个，李敖和谢启大。而名片上的中国地图，已经明明白白地体现了她的国家认同，一个坚决的“统派”，一个热爱中华各民族，期盼国家统一的人。

谢启大这个名字真正为大陆人民知晓，是源于2000年她与李登辉的那段公案，2000年3月18日晚上开始，谢启大所率领的新党人士和部分国民党人士包围了李登辉的官邸，要求他下台。3月24日，李登辉迫于民意的压力，宣布辞职。同年，她和冯沪祥因揭露李登辉之妻在“大选”后将8500万元现金运往美国纽约而被李妻曾文蕙告上法庭，并因此最终入狱3个月。

谈起她一生的大敌李登辉，谢启大不失幽默。她说，李登辉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感又爱国的日本人”，她和李登辉的恩怨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为争生存和发展的斗争。

她认为，日本人并不乐见中国的崛起，而以李登辉为首的一帮“皇民化”的“台独”分子正是日本阻止中国崛起的代理人。把李登辉轰下台，是她津津乐道的政治成果。“试想，2000年陈水扁坐上了‘总统’宝座，如果李登辉依然把持着国民党，把国民党蜕变成现在‘台联党’这样的角色，两岸会是怎样一个样子？”

虽然她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为此坐了3个月的牢，但她的信念依然执著，她对判自己有罪的法官说：“相信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美国人的档案会解密的，到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你们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

2003年11月，当时被台当局通缉的谢启大决定以回台湾坐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抗议，她说，当时连回去坐牢的时间都是算计过的，出狱的时间正好是台“大选”最关键的阶段，她希望能用自己的举动唤起人们对李登辉之流的警惕，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对泛蓝有所帮助。

出狱后的谢启大渐渐远离了政治，来到北京发展。现在，她的“敌人”是荧光增白剂，据她说，这种在大陆被广泛使用的添加剂有致癌作用，现在她正利用自己一切演讲和在公众场合出现的机会告诉人们它的危害，希望大陆能从添加了有害荧光增白剂的卫生纸、床单、纺织品中“解脱”出来。

谢启大说，在她的职业生涯中，第一个十年是一名教师，第二个十年是一名法律人，第三个十年是一个政治人，前三个十年都在台湾过，现在，她要在大陆度过她的第四个十年，当一名公益人。除了和荧光增白剂的“斗争”外，现在她还致力于推广“少儿读经”活动，鼓励中国的小孩子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她还积极筹备成立一个律师事务所，利用自己丰富的从业经验，为大陆人士提供台湾的“法律”服务，为台湾人士提供大陆的法律咨询。而对公益事业的热心，来源于她深厚的“大中华情节”。谢启大告诉记者，她1949年生于江西，同年去了台湾，小时候看电影《八年的怒吼》，看到中华民族是怎样挣扎着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的时候，她每一次都会流泪，每一次都发誓，只要自己在，历史不会重演，我们的国家不会被人欺负。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使她更愿意从整个中国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

那年，她第一次到大陆，有朋友说，“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她反问，“我从来就没有离开中国，何谈回来？”她认为，中国整个的发展，今后十年是关键，就像一艘即将远航的巨轮，出港时任何小小的角度偏离在以后都可能是巨大的方向失误，她现在要做的，就是和所有人一起从教育、从环保、从社会福利等细节入手，为中国的发展做一些事情。

“在我看来，台湾是上帝赐予中国的一块试验田，在这里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被大陆借鉴，我能做的，就是当好两岸的桥梁。”

（本报记者 陈炜明/文 姚凡/图）   来源：厦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