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龚鹏程专访

姚 英《中国日报》

世界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经济的兴趣与华夏文明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当下，中国正朝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进，国力不断增强，世界对中国的兴趣又被提升到一种近乎狂热的地步。国内外建立起一大批以教授和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国学学校。这既是对“中国热”的回应，本身也可算作这股热潮的一部分。国际社会趋之若鹜之间，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中国文化代名词。

 对研究及推广儒家文化的学者来说，这股热潮的到来无疑是个好消息。来自台湾的龚鹏程就是一位密切关注并思考这一热潮的知名学者，一直希望看到儒家文化的复兴。他目前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对龚鹏程的采访自始至终沉浸在浓厚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氛围中。首先是他的着装，一身深红色唐装，独具东方特色的盘扣让我面前的这位学者像是从晚清一步跨入今世。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我感觉他应该来自更古老的一个朝代。龚鹏程讲话温文尔雅，清晰明快，引经据典，淡定从容。

龚鹏程不仅是一位儒学学者，还是一名儒家思想坚定的践行者。三十多年坚持写作、教书和旅行，与2500多年前的孔子过着相似的生活。53岁著作等身，出版专著七十余部，涉猎极广，从文学到历史，从宗教到哲学，无所不包，其中两部是《中国文学史》和《国学入门》。他为今天世界对儒家文化的兴趣深感欣慰，但警告说有种趋势很不好，不少人在利用教授儒学赚钱。他认为，目前说儒学复兴为时尚早，人们应当俯下身子，做些推动文化发展的实事，不要整天沉浸在国学统领世界的空谈中。

他说：“儒家思想首先讲的是教育，教育可以提升人的素质，让人变聪明。”几千年来，中国人都非常重视教育。现在，我们要想成为好学生、好雇员，成为一个更完善的人，都要接受教育。但当今社会正逐渐丧失这一传统，政府对教育事业和发展文化的投入明显不足，而且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现象十分严重。即使在“长三角”这样人才集中，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除了南京、上海和杭州这种大城市拥有多所高校，其他中小城市的高等教育机构并不多。有50多万台湾商人办厂经商的江苏省昆山市竟然没有一所高等院校。许多企业不注重挽留人才，而人才恰恰是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龚鹏程曾任台湾佛光大学和南华大学校长，长期关注高校建设和发展。他认为，就全国层面来说，阻碍教育发展的难题是资源分配不均衡。政府绝大部分投资都投到了重点建设的那一百多所大学。与整个英国面积相仿的湖南省全省只有三所重点大学。人口接近1亿的山东省也只有三所重点大学。二三类大学要想发展必须自己多方筹款，困难重重。

 孔子毕生任教，希望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都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从那时起便成为打通社会阶层，改变命运，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力量之一。龚鹏程个人的成长经历便足以体现出教育这一重要的社会功效。他出身贫寒，幼年成长环境中难以找到科学、哲学和艺术的踪迹。但教育使他具备了读写能力，在老师的帮助下，开始阅读国学典籍。这成为他从一个街头少年向一位学者转变的开端。

但随着收入差距的加大，穷人家的孩子很难负担得起高昂的教育费用，并因此丧失了改变命运的大好机会。他认为，财富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彼此隔绝。但政府当然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还应当允许非公有性质的投资者开办学校。台湾和香港就有很多由宗教组织开办的学校。但大陆的宗教组织很少涉足教育领域。此外，学位买卖、论文剽窃和劣质期刊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毒瘤。学术腐败与儒家思想的基本信条背道而驰。

龚鹏程说，有这么一批人，文化大革命时把儒家思想批得体无完肤，现在却标榜自己是儒家学者。我们怎么会拿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当真呢？应当将儒家思想看做一种实践哲学，绝不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背背古文就算践行儒家思想了，也不是写几本书，办几次讲座就能真正领会儒家真谛。真正研究儒家的学者自己首先应当是儒家思想的践行者，用行动传承、履行、实践孔子的言行和教诲。但现在有多少人真正这样去做呢？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怎能轻言儒家文化走向复兴了呢？

人们认真研习传统思想，有的是出于欣赏，有的是为了批判。但问题是，现在有多少人在认真研究儒家思想呢？当今国学热潮背后隐藏着浓重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国家行为的逻辑。在大学，儒家文化研究的地位并未改变，依然只能算作一个边缘学科；社会中，儒家思想指导下的行为特征与当代世俗的生活模式格格不入。其实原因不难理解，我们的学科设置、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在过去一百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封建帝国时代的中国在自满与陶醉中度过了几百年，当中国人在隆隆炮声中意识到西方的先进时，这种先进早已不只限于枪炮，而是来自于科学、教育、哲学、文化等各领域的全面领先。震撼之后，曾经固步自封的中央帝国以被迫、甚至屈辱方式，追问审视着自身的落后，并承担了落后带来的一切后果。正是在这样的近代语境下，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人在古今东西之争中辗转追寻，共同塑造着当代中国的文化内涵。

历史落差和现实差距曾经让许多人试图尽快摆脱中国传统文化指导下的生活模式。当这些人急切地拥抱西方的一切时，他们完全活在一种西方幻境中。因此，龚鹏程认为，尽管日韩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进程，但中国人比日本人和韩国人更西化。一个最显著的现象就是，许多传统文化标志在日本依然保存完好，但在中国却永远消失了。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开始有选择地学习西方。但与中国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痛苦有关，中国人对西方的敬仰始于技术，也止于技术，我们全心全意地拥抱了工业化，收获了被我们理解为现代化象征的高楼大厦和汽车飞机，但也承担着工业化诸多本可避免的成本。我们在学习西方时，忽略了对西方音乐、文学、艺术、体育、哲学、宗教和法律的领会和感悟。龚鹏程认为，如果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就没必要太过惋惜于此前的弯路和误读。“现在正是双重启蒙的时刻，我们不但要学习中国文化，还要以新视角看待西方文化”。惟其如此，中国人才能了解西方文化的优劣所在，不再妄自菲薄。

西方哲学家经常向诸如古希腊、希伯来等古代西方文明寻找启发和灵感。自伏尔泰以来，东方哲学亦成为西方学者另一重要灵感来源。同样，东西方文化对中国人都是宝贵的智力资源。是否能将前人的文明成果转变成应对现世挑战的智慧，而不变成当代的负担，完全取决于现代人自身的勇气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