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坛:儿时读经 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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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台湾王财贵博士在新加坡推广“儿童读经”法,这是件大好事。虽有个别人持异议:认为水土不服,小孩子不会感兴趣,这是“填鸭式”教学,不如多背其它有用的东西,包括英语单词等,但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

我是大陆极少数从儿时读经出身的中年知识分子。我今年45岁,按理说,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会走上读经的道路呢?海外朋友可能不清楚,还以为大陆有读经土壤。事实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儒经已被批倒批臭,很多研究者都不读了,他们只是捡几句话来写“大批判”。

我出身农家,远祖有什么辉煌已不得而知,从我曾祖开始,就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不过,我母亲的娘家却是书香门第,外公和舅舅都读过“大书”。我儿时在母亲的教诲下,能背诵《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的个别章节等,但由于母亲并没有上过学,外公家只准男孩读书,母亲是自己偷习的字,所以对这些经文她有的能说清含义,有的说不清。我那时读经是名副其实的囫囵吞枣。

1966年,大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小学也停了课。我在家没事,表哥给我找了《诗经》、《尚书》、《左传》、《四书》等来读,虽然读不懂(表哥是医生,对经书只知皮毛,不能做我的老师),但觉得挺好玩,就自觉地一段一段地背,而且越背越多,越背越快,有时一篇几百字的文章,读三四遍就能背下来了,短的读两遍就能背了,当时也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我背书完全出于兴趣,没有压力。

我读经的第一个收获是险遭迫害。因为当时正值文革,“破四旧”、“立四新”,我读经就成了封建残滓余孽。我在学校虽然当了班干部,但从校长、老师到同学都认为我思想旧,甚至要到我家搜查古书(抄家)。幸亏我出身贫下中农,祖宗八代都没干过坏事,自已又头上没辫子,屁股上没尾巴,才做罢。不过这对我的前途还是有影响的。

我读经的真正收获,是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我由东北农村,一举考上广州中山大学。文革后首届高考,虽然考题不难,但考中却极不易。因为从文革初的1966年,到文革后的1977年,社会上已积聚了十年的人才,考上的概率只有千分之几。

我考上中山大学,在当地不逊于范进中举。不过,从儿时读经是我金榜题名的关键,因为经学对理解语文、历史、政治、地理均有帮助。至今还记得,我们吉林省语文考题的古文翻译是《左传·曹刿论战》,这段文字我早就能背下来,所以当时我只看了一眼,便刷刷刷地将其全部译了出来。

我的经学研究在大陆可谓“迷宗拳”,没门没派,全都是自悟。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思想无拘无束,能做到真正的解放。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资料的占有上,以及学术观点上,我都有创新,先后发表了一批在中国古史、经学和子学研究上都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如:《中国古史分期新探》、《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董仲舒非儒家论》、《韩非非法家论》等。

这些论文,其中大陆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文摘刊物《新华文摘》转载一篇,摘要多篇;《报刊文摘》转摘两篇;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等转载三篇。

此外,有的论文还被收入大陆的一些学术丛书,我的名字也被编入较权威的“学人辞典”。

回顾我从儿时读经到现在,体会有五:

一、儿童读经很有必要。作为龙的传人,应了解自已民族的文化史,应从小打个好基础。既便是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的白人,让孩子从小读点中国的经书,亦大有益处。

二、儿童读经方法要讲究。先要想办法引起儿童读经的兴趣,然后在背诵上作文章,尽量少讲解,让其自悟,悟出来的道理才深邃。读时不要由浅入深,而应由深入浅,从《诗》、《书》、《语》、《孟》、《易》、《礼》、《左氏》等入手。由深入浅学习,如从山上滚石头,越学越容易,兴趣也越高,若从浅到深,则步步维艰。因为此时儿童对经文不要求甚解,深和浅对他都一样,背熟了将来就会懂。

三、儿童背经不是“填鸭”式教学。儿童背经,只是利用其年少记忆好的特点,让其机械记忆,不是将经文的所有涵义都让他弄懂。背能锻炼记忆力,背的目的是留待他将来自已去“悟”。悟是思想自由,能启迪其理性思维,不存在“填鸭”的问题。相反,大陆教师讲课满堂灌,强令学生死记硬背,再加上“八股”式的考试,那才是不折不扣的“填鸭”式呢。

四、背经要比背其它的东西更有益。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与精髓,儿童背经不仅能了解古代思想文化,也对历史、文学等知识有所把握,而且触类旁通,还能懂得做人的道理。

其它东西固然也要背,如外语单词,但学习外语单词不一定在儿童时期,年纪大点也能学好,经学则非要在儿童时背才能记得牢,否则就难以刻在心中,日后也很难悟出真谛。

五、儿童读经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孔子的仁当时虽是为中华民族而设计的,但实则是全人类的,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只要有人的地方皆可,有华人就更好。

传说当年楚王遗失一弓,被楚人拾去,他就不找了,说:“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孔子听了,批评道:“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可见孔子崇高的人类主义精神。孔子的仁只要有人的地方就能被理解和发扬光大。现在西方的儒经研究已蓬勃展开,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正像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枣黄河已几经断流一样,经学在大陆早已衰落,大陆学子正如汤建国教授所言:都在多背外语单词,忙去美国深造,忙拿美国绿卡,视儒经为骈拇。经学当此危难之秋,博士奔走于新加坡,推广“儿童读经”法,华夏幸甚,天下幸甚!孔子说过:“周公既没,文不在兹乎!”信矣哉!信矣哉!

(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89

于南京“困陋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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