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胡適和梁啟超:兩個“國學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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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學在上個世紀20年代,可以說是一種流行。許多與國學有關的比較大的事件,都發生在20年代。章太炎的上海系列國學講座,在1922年夏天。然而幾乎與章氏上海演講的同時,另兩位當時最著名的文化聞人各自開列一份自己認可的國學書目,並因此引發一番爭論,這在上世紀20年代,不能不認為也是關乎國學的一件不小的事情。

 

    主要是兩位當事人的身份影響不比尋常。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適,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啟超。他們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別開了兩個不同的國學書目。胡適開的書目,題目是《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刊載在1922年《讀書雜誌》第七期上,是應清華學校胡敦元等四人的要求而開列的。所列書籍共184種,其中工具書14種,思想史92種,文學史78種。此書目刊佈後,首先受到《清華週刊》的一位記者的來信置疑,認為胡適所說的國學的範圍太窄,只包括思想史和文學史,而單就思想史和文學史而言,又顯得太深。這封來信說:先生現在所擬的書目,我們是無論如何讀不完的。因是書目太多,時間太少。而且做學生的,如沒有讀過《大方廣圓覺了義經》或《元曲選一百種》,當代的教育家,不見得會非難他們,以為未滿足國學最低的限度。(《胡適全集》第2卷,頁125)我們今天來重新檢討胡適開的這個書目,不能不承認《清華週報》記者的置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是胡適並沒有被說服,他寫了《答書》,重申只列思想和文學兩部分,是考慮到國學的最低限度,擬的是一個門徑書目,如果還要把其餘民族史、經濟史一一列出,此時更無從下手。他針對來書所提意見,作了反駁,他寫道:

 

    先生說,做留學生的,如沒有讀過《圓覺經》或《元曲選》,當代教育家不見得非難他們。這一層,倒有討論的餘地。正因為當代教育家不非難留學生的國學程度,所以留學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讀點國學書,所以他們在國外既不能代表中國,回國後也沒有多大影響。我們這個書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留學生或候補留學生知道《元曲選》等是應該知道的書。(《胡適全集》第2卷,頁126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無法不覺得胡適之先生有一點強詞奪理。所以他說,如果一定要擬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那麼不妨在原書目上圈出一些,於是他圈出了38種,包括《書目答問》、《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大綱》、《老子》、《四書》、《墨子閑詁》、《荀子集注》、《韓非子》、《淮南鴻烈集解》、《周禮》、《論衡》、《佛遺教經》、《法華經》、《阿彌陀經》、《壇經》、《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王臨川集》、《朱子年譜》、《王文成公全書》、《清代學術概論》、《章實齋年譜》、《崔東璧遺書》、《新學偽經考》、《詩集傳》、《左傳》、《文選》、《樂府詩集》、《全唐詩》、《宋詩鈔》、《宋六十家詞》、《元曲選一百種》、《宋元戲曲史》、《綴白裘》、《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另加上《九種紀事本末》。

 

    梁啟超的國學書目,是應《清華週報》記者的要求所開,題目叫《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寫於1923426。他說是在獨居翠微山,行篋無書竭三日之力,專憑憶想所及草斯篇。我必須說,以我個人讀飲冰主人的著作所達成的瞭解,他是最有能力在行篋無書的情況下,能夠開出幾百種適當書目的人。他的書目包括五大類: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39種;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21種(廿四史算做一種);丙、韻文書類,44種;丁、小學書及文法書類,7種;戊、隨意涉覽書類,30種。總共141種。不僅列出書名,每種書之後大都有導讀式的說明。

 

    例如在《論語》和《孟子》書名後寫道:《論語》《孟子》之文,並不艱深,宜專讀正文,有不解處方看注釋。注釋之書,朱熹《四書集注》為其平生極矜慎之作,可讀。但其中有墮入宋儒理障處,宜分別觀之,說來不好意思,我在讀任公書目前,也是這樣主張。讀先秦經典,細讀白文最重要。任公先生對朱熹《四書集注》的評價也極精到,一是大大好書,二是不免有時為所障。又如對於《老子》,他說這是道家最精要之書,希望學者將此區區五千言熟讀成誦。注釋書未有極當意者,專讀白文自行尋索為妙。誠哉斯言,自是白文細讀慢悟最妙。對《周禮》,任公先生寫道:此書西漢末晚出。何時代人所撰,尚難斷定。惟書中制度,當有一部分為周代之舊,其餘亦戰國秦漢間學者理想的產物。故總宜一讀。注釋書有孫詒讓《周禮正義》最善。

 

       對《管子》,他概括說:戰國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質頗雜駁,然古代各家學說存其中者頗多,宜一流覽。注釋書戴望《管子校正》甚好。關於《管子》一書的來路、性質、價值及傳注之優者,一一道明,雖只幾句話。又如對顧炎武《日知錄》和《亭林文集》,他說:顧亭林為清學開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於《日知錄》,宜一流覽。讀文集中各信劄,可見其立身治學大概。對曾國藩和胡林翼的文集,任公先生說:信劄最可讀,讀之見其治事條理及朋友風義。只此一句,即給人無限回味。又如于《張太嶽集》說:江陵為明名相,其信劄益人神智,文章亦美。于《水經注》:六朝人地理專書,但多描風景,記古跡,文辭華妙,學作小品文最適用等等。列舉書目的同時,並概述源流,撮以精要,給出閱讀門徑。因此就其實用性和有效性來說,梁目顯得道高一丈。如果我是讀者,要我對胡目梁目作出選擇,我肯定投梁的票。

 

        “梁目及其讀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參考價值。不是因為別個,主要就讀中國載籍的多寡而言,胡適之先生不能不把座位讓給梁任公先生。但梁目同樣存在列目過多的問題,與初學所需不能吻合。所以任公先生在開畢上述書目之後,也擬了一個真正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計有《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或《通鑒紀事本末》、《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其他詞曲集隨所好選讀數種。任公先生說,如果連這個真正之最低限度的書也沒有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

 

       大書目不必說,即以真正之最低限度的書目為例,胡、梁書目的不同處亦甚明顯。胡目有佛經四種;梁目一種沒列。胡目的文學部分,有《樂府詩集》、《全唐詩》、《宋詩鈔》、《宋六十家詞》、《元曲選一百種》;梁目卻不具大的類書,只列《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幾種。胡目有小說四大名著;梁目則根本不列小說。梁目的子書部分,孔孟之外,老、墨、莊、荀、韓均有,胡目則沒有墨子。梁目有前四史,胡目一史也無。梁目全列詩、書、禮、易、春秋(左氏傳)五經胡目只列詩、禮、左傳,而缺易經和書經。照說開列國學書目,五經四書、諸子、前四史,無論如何不能或缺,但胡目缺失得令人詫異,竟然乙部之書,一部全無。至於集部之書,當然是梁目的舉要的辦法更好些,對於初步接觸國學者,李、杜、韓、柳、白諸家,遠比籠統的《全唐詩》、《宋詩鈔》、《宋六十家詞》來得真切便利。尤其將《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列為國學書,更屬擬於不倫。

 

       我們今天感到有趣的是,梁在開列自己的書目同時,對胡目還作了尖銳的批評。任公先生在《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文中,開首就明確地說:胡君這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所以然者,是因為胡適本來的目的,並不為國學有根底的人設想,只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但他卻開了那樣一大堆一般青年人無法卒讀的書。而如果是為國學研究者開的書目,則又嫌不夠專門。所以梁任公責備胡適把應該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了。對胡目的不著史書,卻列出許多小說家言,梁啟超尤致不滿,他質問說:

 

     胡君為什麼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裏頭有什麼《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豈非笑話?若說《史》、《漢》、《通鑒》是要為國學有根底的人設想才列舉,恐無此理。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陋,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胡適全集》第2卷,頁152

    任公先生上述這些辯難,平心而論胡適是無法反駁的。胡目中還有《正誼堂全書》六百七十餘卷,以及戲曲《綴白裘》和小說《兒女英雄傳》,於是一併成為任公先生批評的把柄:《尚書》、《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為國學最低限度不必要之書,《正誼堂全書》、《綴白裘》、《兒女英雄傳》反是必要之書,真不能不算石破天驚的怪論。文章最後梁啟超總結道:總而言之,胡君這篇書目,從一方面看,嫌他掛漏太多;從別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以為是不合用的。等於否定了胡目

    

       但胡適之先生的學者風度卻是了不起,雖為梁啟超所痛駁,卻在192411月出版的《胡適文存》二集裏,全文附錄了梁目和梁的批評。這種風度今天已經不容易看到了。兩位文化領軍當年開列的國學書目和關於國學書目所作的討論,對二十年代的國學推動產生的影響作用,自然可想而知。雖然,對梁目也不是全都贊成,一位叫徐劍緣的就以《評胡梁二先生所擬國學書目》為題,在批評胡目的同時,也批評了梁目。另外還有陳鐘凡也開了一個《治國學書目》,以及李笠的《國學用書撰要》,影響益發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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