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在上個世紀20年代，可以說是一種流行。許多與國學有關的比較大的事件，都發生在20年代。章太炎的上海系列國學講座，在1922年夏天。然而幾乎與章氏上海演講的同時，另兩位當時最著名的文化聞人各自開列一份自己認可的國學書目，並因此引發一番爭論，這在上世紀20年代，不能不認為也是關乎國學的一件不小的事情。

    主要是兩位當事人的身份影響不比尋常。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適，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啟超。他們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別開了兩個不同的國學書目。胡適開的書目，題目是《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刊載在1922年《讀書雜誌》第七期上，是應清華學校胡敦元等四人的要求而開列的。所列書籍共184種，其中工具書14種，思想史92種，文學史78種。此書目刊佈後，首先受到《清華週刊》的一位記者的來信置疑，認為胡適所說的國學的範圍太窄，只包括思想史和文學史，而單就思想史和文學史而言，又顯得太深。這封來信說：“先生現在所擬的書目，我們是無論如何讀不完的。因是書目太多，時間太少。而且做學生的，如沒有讀過《大方廣圓覺了義經》或《元曲選一百種》，當代的教育家，不見得會非難他們，以為未滿足國學最低的限度。”（《胡適全集》第2卷，頁125）我們今天來重新檢討胡適開的這個書目，不能不承認《清華週報》記者的置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是胡適並沒有被說服，他寫了《答書》，重申只列思想和文學兩部分，是考慮到“國學的最低限度”，擬的是一個“門徑書目”，如果還要把“其餘民族史、經濟史”一一列出，“此時更無從下手”。他針對來書所提意見，作了反駁，他寫道：

    先生說，“做留學生的，如沒有讀過《圓覺經》或《元曲選》，當代教育家不見得非難他們。”這一層，倒有討論的餘地。正因為當代教育家不非難留學生的國學程度，所以留學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讀點國學書，所以他們在國外既不能代表中國，回國後也沒有多大影響。我們這個書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班留學生或候補留學生知道《元曲選》等是應該知道的書。（《胡適全集》第2卷，頁126）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無法不覺得胡適之先生有一點“強詞奪理”。所以他說，如果一定要擬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那麼不妨在原書目上圈出一些，於是他圈出了38種，包括《書目答問》、《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大綱》、《老子》、《四書》、《墨子閑詁》、《荀子集注》、《韓非子》、《淮南鴻烈集解》、《周禮》、《論衡》、《佛遺教經》、《法華經》、《阿彌陀經》、《壇經》、《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王臨川集》、《朱子年譜》、《王文成公全書》、《清代學術概論》、《章實齋年譜》、《崔東璧遺書》、《新學偽經考》、《詩集傳》、《左傳》、《文選》、《樂府詩集》、《全唐詩》、《宋詩鈔》、《宋六十家詞》、《元曲選一百種》、《宋元戲曲史》、《綴白裘》、《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另加上《九種紀事本末》。

    梁啟超的國學書目，是應《清華週報》記者的要求所開，題目叫《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寫於1923年4月26日。他說是在獨居翠微山，“行篋無書”，“竭三日之力，專憑憶想所及草斯篇”。我必須說，以我個人讀飲冰主人的著作所達成的瞭解，他是最有能力在“行篋無書”的情況下，能夠開出幾百種適當書目的人。他的書目包括五大類：甲、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39種；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21種（廿四史算做一種）；丙、韻文書類，44種；丁、小學書及文法書類，7種；戊、隨意涉覽書類，30種。總共141種。不僅列出書名，每種書之後大都有導讀式的說明。

    例如在《論語》和《孟子》書名後寫道：“《論語》《孟子》之文，並不艱深，宜專讀正文，有不解處方看注釋。注釋之書，朱熹《四書集注》為其平生極矜慎之作，可讀。但其中有墮入宋儒理障處，宜分別觀之，”說來不好意思，我在讀任公書目前，也是這樣主張。讀先秦經典，細讀白文最重要。任公先生對朱熹《四書集注》的評價也極精到，一是大大好書，二是不免有時為“理”所障。又如對於《老子》，他說這是“道家最精要之書，希望學者將此區區五千言熟讀成誦。注釋書未有極當意者，專讀白文自行尋索為妙。”誠哉斯言，自是白文細讀慢悟最妙。對《周禮》，任公先生寫道：“此書西漢末晚出。何時代人所撰，尚難斷定。惟書中制度，當有一部分為周代之舊，其餘亦戰國秦漢間學者理想的產物。故總宜一讀。注釋書有孫詒讓《周禮正義》最善。”

       對《管子》，他概括說：“戰國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質頗雜駁，然古代各家學說存其中者頗多，宜一流覽。注釋書戴望《管子校正》甚好。”關於《管子》一書的來路、性質、價值及傳注之優者，一一道明，雖只幾句話。又如對顧炎武《日知錄》和《亭林文集》，他說：“顧亭林為清學開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於《日知錄》，宜一流覽。讀文集中各信劄，可見其立身治學大概。”對曾國藩和胡林翼的文集，任公先生說：“信劄最可讀，讀之見其治事條理及朋友風義。”只此一句，即給人無限回味。又如于《張太嶽集》說：“江陵為明名相，其信劄益人神智，文章亦美。”于《水經注》：“六朝人地理專書，但多描風景，記古跡，文辭華妙，學作小品文最適用”等等。列舉書目的同時，並概述源流，撮以精要，給出閱讀門徑。因此就其實用性和有效性來說，“梁目”顯得道高一丈。如果我是讀者，要我對“胡目”和“梁目”作出選擇，我肯定投梁的票。

        “梁目”及其讀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參考價值。不是因為別個，主要就讀中國載籍的多寡而言，胡適之先生不能不把座位讓給梁任公先生。但“梁目”同樣存在列目過多的問題，與“初學”所需不能吻合。所以任公先生在開畢上述書目之後，也擬了一個“真正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計有《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或《通鑒紀事本末》、《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其他詞曲集隨所好選讀數種。任公先生說，如果連這個“真正之最低限度”的書也沒有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

       大書目不必說，即以“真正之最低限度”的書目為例，胡、梁書目的不同處亦甚明顯。“胡目”有佛經四種；“梁目”一種沒列。“胡目”的文學部分，有《樂府詩集》、《全唐詩》、《宋詩鈔》、《宋六十家詞》、《元曲選一百種》；“梁目”卻不具大的類書，只列《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幾種。“胡目”有小說四大名著；“梁目”則根本不列小說。“梁目”的子書部分，孔孟之外，老、墨、莊、荀、韓均有，“胡目”則沒有墨子。“梁目”有前四史，“胡目”一史也無。“梁目”全列詩、書、禮、易、春秋（左氏傳）“五經”；“胡目”只列詩、禮、左傳，而缺易經和書經。照說開列國學書目，“五經”、“四書”、諸子、前四史，無論如何不能或缺，但“胡目”缺失得令人詫異，竟然乙部之書，一部全無。至於集部之書，當然是“梁目”的舉要的辦法更好些，對於初步接觸國學者，李、杜、韓、柳、白諸家，遠比籠統的《全唐詩》、《宋詩鈔》、《宋六十家詞》來得真切便利。尤其將《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列為國學書，更屬擬於不倫。

       我們今天感到有趣的是，梁在開列自己的書目同時，對“胡目”還作了尖銳的批評。任公先生在《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文中，開首就明確地說：“胡君這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所以然者，是因為胡適本來的目的，“並不為國學有根底的人設想，只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但他卻開了那樣一大堆一般青年人無法卒讀的書。而如果是為國學研究者開的書目，則又嫌不夠專門。所以梁任公責備胡適“把應該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了。對“胡目”的不著史書，卻列出許多小說家言，梁啟超尤致不滿，他質問說：

     胡君為什麼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裏頭有什麼《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豈非笑話？若說《史》、《漢》、《通鑒》是要“為國學有根底的人設想”才列舉，恐無此理。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陋，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胡適全集》第2卷，頁152）

    任公先生上述這些辯難，平心而論胡適是無法反駁的。“胡目”中還有《正誼堂全書》六百七十餘卷，以及戲曲《綴白裘》和小說《兒女英雄傳》，於是一併成為任公先生批評的把柄：“《尚書》、《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為國學最低限度不必要之書，《正誼堂全書》、《綴白裘》、《兒女英雄傳》反是必要之書，真不能不算石破天驚的怪論。”文章最後梁啟超總結道：“總而言之，胡君這篇書目，從一方面看，嫌他掛漏太多；從別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以為是不合用的。”等於否定了“胡目”。

       但胡適之先生的學者風度卻是了不起，雖為梁啟超所痛駁，卻在1924年11月出版的《胡適文存》二集裏，全文附錄了“梁目”和梁的批評。這種風度今天已經不容易看到了。兩位文化領軍當年開列的國學書目和關於國學書目所作的討論，對二十年代的國學推動產生的影響作用，自然可想而知。雖然，對“梁目”也不是全都贊成，一位叫徐劍緣的就以《評胡梁二先生所擬國學書目》為題，在批評“胡目”的同時，也批評了梁目”。另外還有陳鐘凡也開了一個《治國學書目》，以及李笠的《國學用書撰要》，影響益發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