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治学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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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中读书治学,从事于教育与科研工作,迄今年已迟暮,碌碌无成,抚躬自思,殊觉愧赧。常有中、青年学人问我在治学方面有何心得。我说:心得还不敢说,在数十年的实践过程中,多少还有一点经验。拉杂写出,名曰琐言

首先,一个人要想做学问,先练基本功是必要的。对于一个想研治文史的人来说,基本功就是关于文字、声韵、训诂、校勘、目录学的基本知识。

我原籍是江苏溧阳而生长于北方,家居保定。我五、六岁时开始认字,七、八岁时,从外祖父邹蘅衫公读《论语》、《孟子》,要求背诵。当时我对于书中的意义并不理解,但是词句是背熟了的。这是我养成背书习惯的开始,对我后来很有影响。自从九岁插班入小学一直到十八岁中学毕业,这十年中,是我治学练基本功、打基础的时期。

我家中藏书颇多,又得到我父亲与学校教师的辛勤教诲,所以我从小时起就养成阅读古书的兴趣与能力。我从幼小时识字以后,就读文言书,学写文言文,很自然地逐渐熟练掌握古代汉语。我在小学、中学肄业时,校课清简,寒暑假长,我充分利用这许多空闲时间,广泛阅读古书,包括经、史、子、集各方面,其中有少数是全读、细读的,而大多数则是选读或略加翻检。我在受教与自学过程中,逐渐懂得了一点治学方法。我父亲说,目录学是治学的门径,教我先看《书目答问》,然后再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以这两部书常置案头,以供翻检。在一个暑假中,我曾按照《书目答问》的体例,将家中藏书编了一本书目,我父亲还写了一篇序。我时常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了解许多古书作者的身世,书的版本、内容、体例及其长短得失。我父亲又说,读古书必须懂训诂、校勘,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这方面造诣最精。所以我读经书如《诗经》、《左传》时,常检读《经义述闻》。王氏运用以声音通训诂的方法,对于古书中僻奥难解的词句(其中有些是自汉朝以来的注家都没有说清楚的),均能旁征曲喻,求得其本义确解。其见解之精辟,真能益人神智。段氏《说文解字注》,也是我经常检阅的。读段、王诸家之书,对于文字、训诂,理解古书,虽然受益很大,但思想不免拘于字义章句之间,后来读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我才懂得又有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使我的思想豁然开朗。

我爱好古典文学出于天性,曾选读《庄子》、《楚辞》、《史记》、《昭明文选》、陶渊明、杜甫、李商隐、黄庭坚、吴伟业诸家诗集以及各种重要的文章、诗、词选本,如姚鼐《古文辞类纂》、王士禛《古诗选》、姚鼐《今体诗钞》、沈德潜《唐诗别裁》、张惠言《词选》等等。虽不尽解,却很爱读,名篇佳什,经常背诵。又练习写作古文、骈文、诗、词等,通过实践,更能了解古人创作的甘苦、艺术手法以及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深意微旨。对于史书,《资治通鉴》是我最爱读而且熟读的。(当我十二、三岁肄业于高小时,国文教师张卓园先生经常指导我读课外书籍,他特别指出《资治通鉴》的重要,要我读时以硃笔断句,并且在小本中记下疑难与心得。)各种笔记、诗话、小说、戏曲等,我也极喜浏览,不但增广知识,且可以在研读经史之后,娱情遣兴,以资调剂。《聊斋志异》、《红楼梦》、《西厢记》、《桃花扇》等,我都看过,对于《聊斋志异》,尤其读得熟。

以上是我在十八岁中学毕业之前十年中阅读古书的情况。这些收获虽然还很微薄,但是给我此后治学打下了一点基础,也培养了熟练地读文言古书的能力。我能够相当快地阅读古书,对于书中辞句,可以直接理解,并不需要在脑中将它们译为现代语言。我父亲思想开明,他本着开卷有益的想法,让我随意读家中藏书,未做过任何限制,只是经常指导我练基本功。学校的教师也鼓励我课外多读书。我这时期,在文字、训诂、目录学诸方面虽然得到一点知识,但读书很杂,随兴所至,无所谓主攻方向,更谈不到有什么心得,也没有想专门研治什么。

我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受教于当时的硕学通人,开拓眼界,启发思想,茅塞顿开,获益甚大。后来因为我父亲逝世,家中经济困难,我遂辍学教书,赡养家人。在数十年的教书生活中,游走四方,得到良师益友的教诲切磋,教学相长,继续努力。

我的专业是文学与历史。解放前,我在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教书共十余年,都是在中文系(只有在临解放前的两三年中,兼任川大历史系的课),讲授诗选、词选、六朝文、杜诗、中国文学史等课程。解放后的三十余年中,我一直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史学名著选读等课,并讲授关于古典诗词的专题。我经常是结合教学从事科研,进行撰著。

我从小读书,就对于文学与历史都很感兴趣。后来读书多了,更认识到,文史结合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往往如此,如司马迁、班固、范晔、沈约、欧阳修、元好问等皆是。这种传统一直保存下来。研究古代某一作家的作品与生平,必须熟习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深入,此即所谓知人论世;而研究历史,如能联系文学作品,探索当时人的心声,则对于问题往往能有深刻而新颖的看法。我在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常是用文史结合的方法,触类旁通,互相印证,涉猎既广,探索渐深。我的专著与论文,多是在这种情况下撰写出来的。

熟读深思是我行之有效的一点经验。重要的书,必须熟读、精读,最好能背诵(背诵其中精要部分),只靠泛泛浏览是不够的。司马光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吕祖谦《吕氏家塾读书记》)苏轼也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纪评《苏文忠公诗集》卷六《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朱熹也说: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又说:读书须是成诵方精熟。(丘濬《朱子学的》朱子论读书法条)这些都是古人治学的经验之谈,书一定要精读熟读。

我从幼小时起就养成背书的习惯。上文已提到,七、八岁时,外祖父教我读《论语》、《孟子》,就要求背诵。读高小时,国文教师讲授古人文章,要求背诵,每星期背一篇。我自己读书时,对于重要篇章,常是熟读成诵,至于精美的文章或诗词,更是喜欢反复朗诵,如同唱歌一样,牢记在心(我十六、七岁时,能背诵《离骚》全文)。习惯久了,成为自然,记忆力亦愈用愈强,感觉背书非但不是苦事,而且是一种乐趣。读书能够背诵,确是受用无穷。原先不甚理解的,也渐渐能理解了;原先自以为已经理解的,再通过背诵,更能深入体会作者的用心而求得其精意微旨。浏览过的书,虽然也有印象,但总是不牢固,容易遗忘,要用时它也不来,而熟读成诵的书,则变为自己的东西,召之即来,运用自如,在思考问题时,也容易联想,左右逢源。

熟读还必须与深思结合起来。读书不仅是要多获知识,而且应深入思索,发现疑难,加以解决,此即所谓读书得间,也就是所谓有心得。朱熹在这方面有精辟的论述,他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又说: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

读书发现疑难问题之后,最初往往感到迷闷,未必即能解决。这就需要利用已有的知识,以比勘、联想的方法,寻找线索,深入追踪,再多看资料,多方论证。自己最初的假设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部分对部分错的。这样,如剥蕉叶,如解连环,一层一层的深入下去,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获得可靠的创见。这种探索是很费力的,解决一个问题,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一旦获得解决,也是很大的快乐。古人治学,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经验之谈。汪中说:记诵之学,无过人者,独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举无疑滞,钩深致隐,思若有神。(刘咸炘辑《汪容甫遗文与达官书》)恽敬也说:夫古人之事往矣,其流传记载,百不得一,在读书者委蛇以入之,综前后异同以处之,盖未有无间隙可寻讨者。(《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二《陶靖节集书后》)他们所说的要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要委蛇以入之,综前后异同以处之,也就是阎若璩所谓: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邱札记》卷二)这就要求学者既有广博的知识,又有丰富的联想,观察锐敏,思路灵活。

治学者如果只知道深入探索,还是不够的,同时,又要求能站得高,看得远,从大处着眼。黄庭坚说,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后山诗注》卷首王云题记)所谓知天下之脉络,就是要求有远见通识。司马迁说自己写《史记》要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这个意思。我常对所培养的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研究生说:你们研究的专业虽然是魏晋南北朝史,但是你们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之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的许多问题,你们还是难以探索深透,必须上溯先秦、两汉,下贯唐宋,才能看得更深、更远、更透彻。

古人治学的良好经验与方法,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但是还必须通过自己的长期实践,才能体会到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曾经写过一首《夜读》诗,自述读书治学之经验。

少时伫兴亲书卷,如向深山踽踽行。触眼峰峦乱稠叠,回头脉络尽分明。九原随会犹能作,并世扬云敢互轻?后世视今今视昔,夜灯下笔悟平生。解放后,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知道只有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能对许多学术问题做出更为科学的论断。不过,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丰富的资料,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问题,还是很不容易的。我在这方面学习的还很不够,应当继续努力。

    (缪钺先生(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1904126(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三十日)生于直隶(今河北省)迁安县,北京大学文科肄业。建国前后,先后任河南大学、广州学海书院、浙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9516逝世于成都。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与文学、唐宋文学、诗学、词学、古籍整理、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均有建树,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诗词散论》、《杜牧诗选》、《三国志选》、《读史存稿》、《杜牧年谱》、《杜牧传》、《冰茧庵丛稿》、《冰茧庵序跋辑存》、《灵溪词说》(与叶嘉莹教授合著)、《词学古今谈》(合著)、《冰茧庵剩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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