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琼雄

作者按：也许很多人都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写字楼文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如果这样看待传统文化，那就证明我们对传统文化确实已经有很多误解了。

　　早晨6点半，张勋从家里出来，乘车到一个离天河北路大约2公里远的地方，这里有条行车很少的标准道路。张勋每天都要经过这条路跑步到公司，成为提前1个多小时上班的人。

　　天河北是广州高级写字楼最集中的地段。张勋是这里一家国内知名化妆品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自从搬到新家后，他的这种跑步方式已经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

　　简单地冲个凉水澡后，接下来张勋要做件很重要的事：用1个小时的时间来诵读孔子的《论语》。

　　张勋读的《论语》是繁体字竖排版的，他的阅读方法很细致，每句每字都要琢磨，遇到不理解的字句就查文献。除了细读，张勋还同时把书里的每个字都输入进电脑，包括原文与注释。

　　“《论语》已经耗了我11个月了。”张勋用了一个“耗”字以强调自己不同寻常的读法。

　　至今他已经读到第2遍，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全身心地投入。看《论语》的原因，张勋这样说过，“吃穿住的问题都解决完了，就是精神的需要了，追寻与参详传统文化就是我现在的精神生活。”

　　张勋的言行在现在似乎让人陌生。与这个写字楼的气氛毫不相关。与张勋身上穿着的西装，与我们举目所见的冷落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都显得有些不协调。

　　采访张勋的那几天，2004年的5月9日-12日，正值韩国宣布将把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列入该国国家遗产名录，并申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件事在国内舆论引起强烈反应，大家都为传统文化的失落而感到心情复杂。

　　传统文化在中国已然式微，但在张勋眼里却仍旧如奉圭臬。

　　新中国白领阶层的出现，其实不过20几年的时间。这一个群体，通常被描绘成为西装革履、讲英语、崇尚西方文化、抛弃传统的形象。

　　在这种背景下，张勋的行为就显得更加不同寻常。

　　　　私塾求学计划

　　最早认识张勋，是在2003年的秋天。当时他和几个朋友计划去湖南平江的私塾里求学。

　　平江的私塾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私塾”，延续了2500多年的传统教育方式。

　　“求学私塾并非一时冲动。这个想法是在去年sars期间萌发的。我就跟朱老先生写信，通电话，谈我们的想法，他很欢迎我们过去。于是从2003年5月4日我就开始攻读《论语》。既然有机会去交流，就一定要准备好。可是我们的时间很紧张，不会在那里呆得长，所以要提前学习。否则听不懂跑去干嘛呢，徒沽名钓誉矣！”

　　张勋和朋友约好，请老先生讲《论语》的“卫灵公”和“尧曰”两篇。

　　几个月过去，2003年12月30日，突然看到媒体报道说，平江私塾封馆了，于是赶紧与张勋联系。

　　2004年1月3日，收到张勋发来一条短信，上面写道：“私塾的精华是个体的交流、整个篇章的意传，带有老师的个性，不会关门。”他依然对这次求学行动抱有热情的态度和美好的愿望。

　　2004年3月4日，见到张勋。他从西装内的夹袋里拿出一本有很多涂画痕迹的《论语》，“读了几遍后，对我简直是有脱胎换骨之效，越到后面越惊心动魄。都说半部论语可治天下，真的是厉害。”那段时间他的工作很忙，不断地出差。未能继续采访。

　　5月中旬，再去找张勋。他仍然在坚持每天1小时的阅读，以敲打键盘的方式来“抄”《论语》。“我想抄完了几遍之后，不敢说融会贯通，但是敢说已经了解了。这时再去平江，老先生讲每句话我都能领会得到了。”

　　可是，直到采访结束，这个伟大的计划一直未能成行。“几个人的工作忙碌，凑不出最合适的时间。”张勋表示遗憾。

　　张勋痴迷古籍，起源于中学时期。“我家在云南的大山之中的山坡上，门前是一个大盆地，坐在门口就可以看到整个县城、然后是万亩良田，最后还是大山。那时没有人和我一起玩，百无聊赖我发现家里有本诸葛亮的《诫子书》，越看越有趣，最后把家里的古书都找出来看。当时我的感觉是：原来有这么多古人陪我，并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

　　后来张勋考到北京中医学院，选的专业是针灸。“其实当时我的愿望是想到美国留学，我设想为了能在国外生存，就必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选择了针灸。到了北京，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专业很少人读，也是最难考的。”

　　“最痛苦的却是，我所学的东西在国内转化不成生产力，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张勋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的一个研究所，“一个月的工资才两三百元，生活非常困难，分到房子，却没有钱开通煤气，北方的风沙很大，我想把窗户包一包，也没钱。一气之下干脆就到广州来了。古人说过，‘医相无二’，医生治人，宰相治国，两者没什么差别。所以行业的门槛对我来说没什么束缚，很快我就转行了。”其时1996年。这就是张勋的过去。

　　现在的张勋已经成为公司管理者，跻身于新兴阶层。张勋把改变自己的力量源泉归结于传统文化。“一旦所学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那是最脆弱的时候。但我有传统文化的知识背景，内心都保持着坚强。”

　　然后他说，“我曾经想过，以后要发起一个‘四书五经基金会’，谁能把它背出来就发给一笔奖金，以此来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播。”

　　生活在古代

　　张勋说话一激动，就喜欢站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读大学的时候，我练过站桩、打坐，可以坚持很长时间。”他说。现在这些也仍是张勋工作间隙舒缓自己的方式。

　　“午休时我的同事都会趴在电脑桌上小睡，但我不这样。” 张勋的休息方法很特殊，他喜欢独自跑到29楼的大会议厅，“那里空荡荡的，三面是窗，我仰面躺在地板上，四肢舒展——要不就是打坐。一觉醒来，精力无比充沛。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充电器。”

　　在张勋的日常生活里，还有许多与传统文化有着联系。比如他非常重视传统节日，甚至是那些不被重视的节日。“每年的四月四日是寒食节，在这一天我也一定会不吃东西，以纪念被晋文公烧死的介子推，怀想他不为名利的美德，所谓‘追比先贤’。”

　　在城市里生活的张勋对24节气也很看重。“现在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太淡薄了。”他感慨地说。

　　“我觉得文化的传承是通过很多的节日点缀起来的。我过这样的节日就像是过星期天一样。”张勋的这个奇怪比喻，却只能让人感慨传统与现代的距离已越来越远。

　　“你知道古人是怎么旅游的吗？”张勋和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的、不定期聚会的传统文化沙龙，经常会讨论这种很有趣的话题。“大家会回忆起自己读过的古籍，例如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里是怎么游的，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又是怎么游的，还有《徐霞客游记》……然后就亲身去体验。那些我们现在都不会玩了。”张勋说，“如果只是开着车去到，那是低水平的。”

　　“我喜欢周游名山大川。而且见到古迹都要以礼参拜，每到这时我都仿佛有种感觉刺激到神经末梢。我经常会选择住在某个道观或寺庙，晨看云起，暮赏日落。”在这些地方张勋都交游了不少可以坐而论道的朋友，而传统文化就是他的沟通工具。

　　“5月底我会去内蒙古自治区的大昭寺参拜。”张勋拿出一张地图，上面已经圈圈点点。“我现在的目标都是县级以下的地方了。”他并不是普通旅游，而是身体力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

　　“你最喜欢中国古代的哪个时期？”突然有此好奇心。

　　张勋很肯定地回答：“周朝。因为周朝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农业的蓬勃发展、青铜器的大量使用，最重要的还是周礼，即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制度，还有周易文化……都对后世影响致深。”

　　“现在像你这样在传统文化上如此固执地追求的人应该不多了，你有没有孤独的感觉？你觉得你在这个社会上是一种怎样的人？”

　　“不会有孤独的感觉。传统文化不会产生孤独，如果产生就不是传统文化了。有时候我会想，我要做一个像墨子那样的人。‘兼爱、非攻’是墨子的主张。我希望将来拥有自己的企业，著书立说。做人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育人。”

　　张勋爱好收藏线装书、竹简、铜器、卷轴、剑等等古人用品，有真品也有仿制品，还有一张明清时期的古茶几。不过最奇的还是他在家里还养了只乌龟，对此张勋笑道，“养不到龙，只有养龟了。它已经被养了七八年了。”这只乌龟现在也有30多岁，有空就会被抱到小区的草地上溜达溜达。

　　搬到新家后，张勋打算在新宅子的客厅两面墙都做排中药房的那种小抽屉，“里面就放草药。”

　　拍照的那天，张勋一开始放不开，后来我们跟他讲起古人衣服长袖飘飘的意境，他才找到感觉。只可惜他订的唐装还没有做好，未能入镜。

　　传统与现实

　　“张勋和我们不是同一时代的人。”比张勋小5岁、生于1973年的邱立群这样说。

　　他是张勋的下属，在张勋的影响下，也接触了一些中国传统经典书籍。除了《论语》，邱立群还看过《大学》、《中庸》，但都是白话文版。“我以前是比较排斥这些的。在读了这些后，才知道古人也是很快乐的，他们对生死看得很淡，更注重道德的提高，没有功利之心。他们的内心比我们更加平静。”

　　“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工作就等于赚钱。内心里没有什么支撑的，很浮躁，只是在为了生存而奔波。”邱立群说大多数同代人都是如此，包括自己。“学习古文对我来说是一种难得的陶冶。”

　　郭萍是张勋的另一个下属。不过她看过的古籍只是一本《菜根谭》。

　　“我看的都是些如何做人的小故事。其实我平时看得最多的还是时尚杂志。”生于80年代初的她现在正在努力学习外语。“想去外企。”对于未来的规划，郭萍跟时下很多年轻人一样。

　　张勋率领的部门有50多个员工，都在张勋的要求和熏陶下，学习传统文化。每天8点半开始的晨会上，张勋会组织讨论关于传统文化的读书计划。

　　在同事的眼里，张勋是一个既宽容又严厉，对生活与工作都富有激情的“铁人”——他每天7点半就在公司阅读古籍的行为，被认为是“奇怪”的事情。

　　张勋也许很容易就会被划入“白领”这一阶层。但是张勋对“白领”这个词有自己的看法：“我不赞成被称为‘白领’，这是一种变味的称呼。我觉得他们只是薪水稍微高一点，穿着更职业化一点，按照公司的意志做事情，没有思想的一帮人。”

　　张勋继续说，“其实这帮人的生活不是那么开心，也不是那么高尚。他们高不成，低不就。‘白领’这个词用来形容刚进入职场三五年、没有高层职务的打工者也许比较合适。这个词并不能表述那些具有创业冲动、即将脱胎换骨、有独立思想的职业人。”张勋没有用目前最时尚的阶层观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更像一个职业经理人，是正在脱胎换骨之间的那种人。

　　“但这不是我的终极，我最终是要成为自己能管理好自己、不为外物所束缚的人。”

　　很正式地问了张勋一个问题，“几年前，有本名叫《高级灰》书这样说：新中国的白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学习了西方同行的商业意识及实施能力，使得他们成为中国人最早获益的一批。你对传统文化和白领的关系是怎么理解的？”

　　“这本书说的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白领，对西洋文化崇拜的一批人。21世纪后，以我的观察和体会，这个情况已经变化。我去过的许多传统文化景区，都发现那里不断改善环境，为什么呢，因为去那里旅游的都是白领，他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有财力去到这些地方。他们碰到了发展的瓶颈，他们去这些地方探寻中华文明，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的文化不能全部解决实践问题，在内心上不再认同西方了。我觉得随着中国的崛起，一定会出现传统文化的热潮。” 张勋的回答虽然是跳跃性的，却不是没有道理。

　　张勋说在他们的那个传统文化沙龙里的十几位成员，也都做到了管理层，来自不同公司，年龄30多岁。“我们会在酒吧里，或旅游去到某座高山，就看过的古籍产生的一些话题进行探讨，联系到现实工作中来。对传统文化必须要学以致用，这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话题有诸如从秦国商鞅变法中领悟到企业内部改革和营销策略，从《资治通鉴》中谈到同僚相处，在《论语》中学到管理、修身齐家等等。

　　虽然经常要和客户打交道，但张勋不喜欢西餐，不喜欢卡拉ok，“在工作上我也会有很多应酬和娱乐——那只是面上的东西，进不了我的内心世界。当然这并不表明我不和‘狐朋狗友’在一起喝酒吹牛。”张勋本质上是个豪爽的人，无论贵贱一视同仁，说他古道热肠也不为过。

　　采访的最后一晚，他请我们吃饭喝酒。说起以前在云南老家的趣事，竟颇为动情。完全不同于在公司里的形象。

　　张勋在家里。脚下是他的线装书，还有许多放在原来的房子里。

　　后记

　　几天来，我都要从高楼群中穿过，然后乘坐电梯到一个写字楼里去找那个跟我大谈传统文化的人。张勋一直强调，接受我的采访只是希望能推动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绝不是自我宣传。而朋友也一直劝他不必抛头露面，因为对他们来讲“学习传统文化只是独善其身的事情”。由于我的坚持，张勋不好意思推辞我。

　　也许很多人都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写字楼文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如果这样看待传统文化，那就证明我们对传统文化确实已经有很多误解了。

　　在韩国将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列入它的文化遗产时，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其中有一篇标题为《“去传统化”将文化遗产拱手让人》的文章(作者韩福东)这样说，“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去传统化’运动并没有导致中国富强，它只造成了‘断裂的一代’——对传统文化无知的失落的一代人。……由于我们对传统的冷落，以至我们对传统的保存远不及邻国。我们心有不甘，不过我们真的怨不得别人，是我们自己主动把文化遗产拱手让人。”

　　我突然想到一个粗浅的比喻，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感觉就像是牙疼一样。只有在疼的时候，才恍然它的存在。而更可悲的还是，等到我们能感觉它的存在时，却发现原来已经烂得不成样了。

　　让我一直感到脸红的一件事：在写这篇文章时，有很多关于传统文化的基本常识都要靠查资料才敢最后确认。

　　我想，生命中有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也许已经失去了。这或许也是我为何一直如此好奇地追着张勋来做完这个采访的原因吧。

　　但愿张勋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自觉性，能够因此得到蔓延。

　　张勋，生于1968年，籍贯云南泸西，职业经理人。1987-1992年在北京读大学，之后分配到山西，1996年抛弃公职到广州，弃医从商，现在国内某知名化妆品公司负责市场督察工作。

　　今时今日，像张勋那样把《论语》随身携带、每日阅读的人已经很稀罕了。书上面的圆章是张勋的读书印，旁边是读书日期，他把每天的进度都记录下来。

来源：城市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