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是对于广义之‘诗教'而言的一种极能掌握其重点的体认和说法。因此，在教学中，每当同学们问起‘读诗有什么用'的问题时，我总常回答说：‘诗之为用乃是要使读诗者有一种生生不已的富于感发的不死的心灵。'而且这种感发还不仅只是一对一的感动而已，而是一可以生二，二可以生三，以至于无穷之衍生的延续。我们在前文中所举引的《论语》中孔子与弟子论诗的例证来看，这种联想实极为自由，甚至不必受诗歌本义之拘限，可是又因为其感发之本质乃是出于一种‘仁心'的苏醒，所以在自由之联想中，乃不能不失其可以进德修业的效果。

　　如果以近人为例证，则王国维之以‘成大事业、大学问之三种境界'来评说晏、欧之小词，无疑的应该乃是属于孔门诗教之同一类型的。而且更值得注意的则是，这种古老的孔门诗教之观念，乃正与西方近代的接受美学中的某些理论，有着不少暗合之处。

　　其一是接受美学同样承认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有一种背离作品原意的自由的联想；其二是接受美学也承认阅读的过程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也就是读者自身改变的过程。

　　总之，中国传统诗论之认为诗歌可以有一种兴发感动的作用，甚至可以对读者产生一种变化气质的结果，并不是古老落伍的空言，而是在今日西方细密的文学理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的一种在阅读之体验的过程中，所必然会获致的一种结果。

　　只不过就诗而言，则熟读吟诵实在乃是使这种兴发感动之作用达到更好之发挥的一种必要之训练，这种重要性乃是学诗和教诗之人所决然不可不知的。只可惜所谓‘诗教'到后来失去了原有的自由感发之活泼生命，而只成了一种迂腐的陈言，再加之自‘五四'以来对于以背诵为主的古典教学方式之盲目的反对，遂使得我国古典诗歌中这一宝贵的兴发感动之传统，竟落到今日之没落消亡的地步，这种现象实在是深可浩叹的。

　　说到对诗歌之诵读的培养和训练，又使我联想到了流行在日本中小学之间的一种竞赛游戏。这种游戏的名称叫做‘小仓百人一首'，简称‘百人一首'。

　　大约早在七百五十年前，日本藤原定家选了自天智天皇至顺德天皇之五百七十多年间的一百位著名歌人的作品，每人一首，共计一百首和歌，将之书写在京都嵯峨小仓山别墅的屏风上，因称‘小仓百人一首'。

　　到了江户时代初期，这百首和歌遂被制成纸牌，供人们在新年间做为一种室内的游戏。至元禄时代已极为盛行。直至现代，日本的中小学仍训练学生们利用暑假期间，将这百首和歌背诵熟记，到了新年期间就举行盛大的‘百人一首'的竞赛游戏。

　　在与日本的对比之下，我实在为我们这个曾经以诗自豪的古老的中国感到惭愧。我们现在过年的节日中所流行的室内游戏，乃是麻将、扑克、掷骰子，也许还该加上电子游戏，但却没有一项如日本之‘百人一首'的寓文化教育于娱乐的，足以培养青少年对祖国诗歌传统之学习兴趣的游戏项目。

　　其实如果与日本相比较，中国的诗歌不仅历史更悠久，数量更丰富，而且以内容言，中国诗歌‘言志'之传统所引发出来的情意，也较之日本和歌之一只吟咏景物山川与离别今昔之即兴式的短歌要深广的多。更何况中国诗歌具有明显之韵脚，也较之无韵的日本诗歌更易于背读和吟诵。况且中国诗歌透过韵律所传达出来的感发力量，也较之日本诗歌更为丰美。可是我们乃竞然没有一种重视诗歌之宝贵传统的教学和普及的办法，这实在是极值得我们深思反省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现代一般人对儿童的教学，往往总是偏重于理性的知识的教育，而忽视感性的直觉教育，再加之现代的急功近利的观念，当然就更认为以感性的直觉来训练儿童们吟诵并不十分理解的旧诗，乃是全然无用的了。而殊不知透过诗歌吟诵所可能训练出来的直感和联想的能力，不仅对于学文学的人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和资质，即使对于学科学的人而言，也同样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和资质。

　　第一流的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往往都是具有一种直感与联想之能力的人物，而自童幼年学习诗歌吟诵，无疑是养成此种直感与联想之能力的最好方式。

　　如果这种训练方式自童年的时代开始，则随着学习者的年龄与他的生命之成长密切结合在一起，因而得到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这无论对以后从事于文学或科学之研究的人都是有益的。”

叶先生这一番精辟的评说，对于诗教的复兴和诗教的应机，带给了我们新的启示和新的认同。

　　历史证明，只有诗的教化可以“多快好省”地转化风俗和人情。千百余年来的中国文士，每当遭逢变难或感动时，大多数都能把内心深处的那股幽愤或欢快之情，经由诗歌的创造和吟诵，得到抒发和解放，进而转化成为一股创新的动力，一股生命的活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因此，透过诗的教化，人的内在情性和素质，得以升华，得以净化，得以提高。当前我们的民族更需要这股生命活水和清泉来滋润、来浇灌，因为我们仍然是伟大的民族，仍然是诗的民族。

（ 2001 年 1 月 10 日 ）

附：

　　现代日本有很多吟诗的民间团体，在大学、公司、城市居民中有着大小不同的吟诗分会。其中，霞朗咏会创立于日本战败之后，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会员有上千人，分布于全国各地，且仍有发展壮大之势。它的宗旨如下：

　　夫诗歌发于人情自然之声者也。泰平之世人乐，故其声和：衰乱之世人愁且苦，故其声怨且愤。换言之，听优雅之声，则人心自正，世亦治：听淫荡之乐，则人心萎靡不振；听杀伐之声，则人心思乱。孝教之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洵然也。

　　我霞朗咏会，创立以来已六十三届，经六十有余矣。其所奉为宗旨者，吟咏温柔敦厚思无邪之诗歌，以涵养精神，陶冶人格。其吟法，不徒炫耀声调之巧，不追逐轻俳浮薄之时流，庄重通达，重一品二魂三节四声，深入领会诗歌之意，以通晓作者之心为要，即融合诗歌与人完全为诗中之人。动天地，感鬼神，是实吟咏之三昧。惟战后国力疲弊，道义颓废，殆为亡国之状，识者慨之；当其时，欲刷新人心，振奋兴国之锐，莫如奖励吟咏优美典正、质实刚健之诗歌。吾人须精进于斯道，以贡献于祖国之再建、世界之和平。

　　抑本会之所以称之为霞会，何哉？本会本部之发祥地在于东京霞关，希会员 诸 君常以如朝霞之清明心，发明朗活泼之吟声，以资于心身之锻炼故也，是实创立者之抱负之所在。

2、诗的传承

    诗的最早形态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歌谣。在《诗》的时代，诗、乐、舞是一体的。

    《诗》之后，是《楚辞》。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是在楚地风俗与楚地歌谣的文化土壤上产生的。

    《楚辞》带有浓厚的楚风，瑰奇变幻，天上地下，人神杂处，有强烈的抒情色彩。

    《诗》与骚，是两个时期、两个地域的作品，分途殊异，一趋于写实，一趋于浪漫，对于我国后来诗歌的影响，既深且远。

    汉代兴起，《诗》被尊为“经”，对于楚辞的评论则依经立义。

    经学给诗学规定了发展方向。

    继《诗》、骚后，汉代兴起的诗学有“乐府”，乐府的题材，作者多在民间，当时的《古诗十九首》可以作为当代文人抒情诗的巨制。

    就诗歌而言，两晋出现玄诗之后，是以山水田园诗，之后又由山水田园为题材走向咏物，由咏物走向宫体。

    诗也就由抒情而趋向娱乐。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四言已经让位于五言、七言，并且正朝着更加完美的地步发展，四声和永明体的出现，为我国后来律诗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百余年间，诗歌艺术，无论从题材的拓展上，还是从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批诗歌巨匠如谢灵运、陶渊明等等，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业绩。

    唐代，到了开元时期，史称盛唐。

    诗歌首先得到高度发展，后人把盛唐诗作为我国诗歌的最高典范。

此时诗坛上群星灿烂，李白、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等各擅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