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是个很怪的东西，说起来似乎大家都知道它是过去的中国人小时候受教育的“学校”，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好象谁也不甚了了，因为在现在活着的人们中，能亲眼见过私塾的人没有几个。记得小时候上学不好好读书，老师往往会感慨说，现在我不能打你们了，如果是在过去，像你们这样，私塾先生会用戒尺打手心，一打一个肿。回去问妈妈，妈妈告诉我说确实私塾先生有戒尺，要打人的，这就是私塾给我的最初的印象——一点小小的恐怖。上中学后，认识了我们语文老师的父亲，一个老秀才，知道了原来在私塾里读书，老师开始几年一句不给解释，只让学生们背书，背不出就打，而且要家长配合着打——恐怖感升级，连读了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发现他笔下的私塾并不那么可怕时，也没有减轻这种恐怖。再后来，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研究历史的教书匠，当了解到自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之后，私塾教育如雪崩一般的瓦解时，我感到的是一阵说不出来的快慰。

　　然而，在看了许多名人的自传之后，发现他们几乎个个都对童年的私塾生涯情有独中，凡写到那个挨戒尺的岁月，笔下莫不流露出某种压抑不住的欣悦。鲁迅之于三味书屋温馨的回忆，其实并不偶然。后来，当我开始认真地出于研究，了解清末民初民众的教育状况时，我发现，私塾跟过去的中国人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不仅出了名的人写回忆录离不开它，而且民间关于私塾和教书先生的故事、传说、歌谣也林林总总，俯拾即是。虽然故事和传说里那些教书先生，大多是被调侃的对象，不是世事不晓的迂夫子，就是“都都平丈我”的白字先生，但足以表明私塾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密切。事实上，据外国学者研究，至少在清代中叶，中国大多数男子童年和少年都进过私塾，至少会在里面读上一、两年（虽然说这一两年的私塾经历不见得就让他们脱盲），乡绅之家大多开有家塾，稍差一点的则有族学，一般的平头百姓则随便进村里“子曰店”（齐白石小时侯上的私塾），好歹识几个字。赵元任是官宦子弟，所以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小时侯上的是家塾，老师很可能是个举人，一般村塾教的蒙学课本，什么《三字经》、《千家诗》之类，那里根本没有，一上手就是《大学》、《中庸》，直接开讲对对子。鲁迅和胡适家道中落，所以上的是族学，水准也不差，只是学生难免参差不齐，学得好坏多少要看个人的造化，胡适的老娘为了让先生给儿子开小灶，就偷偷塞钱。孙中山、李宗仁和齐白石少时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他们上的都是村里由三家村学究主持的村塾，老师都是半业余的，每到农忙的时候，就要放假，因为老师自己也要到地里忙活。在清代，有人写诗说村学云：“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各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庸》。”需要特别提一句的是，当年曾经搅动了大半个中国的洪秀全和冯云山都是这种村塾的老师。

       比起今天的学校来，私塾教育当然是一种旧教育，但是，在过去的时代，所有的人，但凡要识字作文，大体上都要从这里过过，从学徒和账房先生，到富商大贾，从官衙的小吏，到科名高第的头甲进士，还有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文人墨客、学者硕儒都可以说是私塾的“同学”“校友”。一种出了这么多的各色人才，奠定了古代教育基础的学校形式，无论有着多少的毛病，看来还是不能用一个“旧”字批掉了事。其实，那一代由私塾转学堂的新文化人，对私塾的评价并不一致，就说共产党的两个“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将私塾说得一无是处，而毛泽东则认为，清末民初以来的新教育并不受农民的欢迎，农民还是喜欢旧式的私塾。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这些关注过私塾学人的印象里，经过几代新教育的扫荡，尤其是解放以来新教育的普及，在这个世界上私塾已经变成古董，而且是任何博物馆都没有收藏的古董。

　　当听去湖南平江拍电视的妻说起那里竟然现在还有私塾，我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直到她将平江私塾的课本给我拿了回来，还是有点将信将疑，总是觉得那里存在的应该是新式的私塾，即已经在一些地方露出水面的由私人办的小学，可是，翻翻那些课本，又分明是“幼学”、“纲鉴”和四书一类的东西。横竖总是想不明白，于是我决定到平江去亲眼看看。

　　平江地处湘鄂赣交界的湖南一侧，县城是罗霄山脉中的一个脚盆，汨罗江城中穿过，有山有水，风景煞是好看。不过平江的出名，还在于当年彭德怀的平江起义，现在的人之所以知道这个连铁路都不通的小县城，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1929年彭德怀在这里拉了一个团的军队闹暴动，上了井冈山。现在的平江县城跟眼下中国所有的小城市都差不多，一样的水泥路，一样的贴了瓷砖的火柴盒式的楼，街上多摩托三轮，也多叫不出名来的进口轿车。我当然没有期望在这样一个洋土结合的城市能得到什么收获，落下脚的第二天，就去了乡下。陪我下乡的是一位平江通，彭以达老人，他曾经做过平江的水利局长，退休以后一直在四乡从事各种名目的公益和文化事业，平江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他的朋友，平江的历史和现在，仿佛都在他的肚子里。有这样一位老人相陪，我感到很踏实。

　　平江的乡下，非常的安闲，每个村庄的住家都散散地分布在山脚和田间，虽然有不少新盖的贴着瓷砖的小楼，但高高大大的灰瓦泥墙的老房子还在唱着主旋律。彭以达告诉我，在平江，私塾教育被称为“教老书”，是个非常平常的事情，四乡几乎都有教老书的，越是偏僻的山区，教老书的就越多。

　　果然，在离县城不远的乡下，我看到了真的私塾，看到了或高或低作为教室的农家厅堂，看到了想象中私塾里捻着山羊胡子的教书先生，只是没有穿长衫，看到了“各逞好喉咙”的学生，只是脑后没有辫子。跟我们正常的学校不一样，“教室”里没有黑板，私塾没有年级之分，各种不同程度的学生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时老师“单兵教练”，根据学生的程度而单独授课，教完了就自己背书，有念《三字经》、《神童诗》的，也有念《论语》、《孟子》甚至《左传》的，大家念起书来，跟学校的感觉一点都不一样，真是七嘴八舌，各说各的，汇在一起就变成了一片什么也听不出来的嗡嗡声。到了这时候，我想起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一段描写：“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很熟悉的内容，到现在才明白原来里面所反映的私塾教育的形式。私塾的课本大多是线装的古书，以四书五经居多，在一位私塾老师的书架上，我还发现有《六言杂字》这样完全以农村常用字为内容的传统蒙学课本。还有一些课本是老师自己用蝇头小楷抄的，比如一位名叫余干旋的先生就抄了一本《选录古文》，辑录了一些先秦、两汉以及若干韩（愈）文，从中可见私塾教学的艰难。另外，在私塾选用的课本里，我还发现了民国时代北新书局出的活页文选，似乎在告诉我平江私塾不寻常的历程。

　　很有意思的是，在平江私塾的课本中，还有一些老师自己编的东西，如平江长田乡高坪村的82岁的彭熊滨老人，就自己编了一本，课本没有名字，但里面设了天文、望雨、地舆、岁时、朝廷、文臣、武职、祖孙父子、兄弟、夫妇、叔侄、师生、朋友宾主、婚姻、女子、外戚、老幼寿诞、身体、衣服、人事、珍宝等条目，分别解说，有的条目下面还有问答题。课本的内容大多是古书上的老生常谈，比如“女子”项言道：“男子秉乾之刚，是说男主于外属乾而刚。女子配坤之顺，是说女子属于坤，当以顺从为道。”如果今天的妇女干部或者女权主义者听了，恐怕要提抗议的。但有些条目则明显受了新学的影响，比如在“天文”项下，就批判了打雷是雷公电母所致的观点，认为那是迷信和神话的“唯心论”（原文唯心论的心被写成“新”，不是编书的老师没文化，而是他们对解放以来的政治教育有着农民式的糊涂），而“根据现代科学研究，天空中的阴电和阳电相碰到，发出爆炸声即成雷。”这个条目后面有两个问答，

　　虹是怎样凝成的？

　　雷的发声是怎样响的？

　　编者都用尽可能用“科学”的观点给予了回答。我注意到，在这些条目的解说中，编者特别注重对古代称谓和相关的成语的介绍，比如在“朋友宾主”项，就特意介绍说“两下能同心一致叫‘金兰’，父亲的朋友叫做‘父执’，自己的同事叫做‘同袍’。”而且“‘心志相孚’、‘刎颈之交’、‘胶漆相投’、‘总交之好’这都是说朋友的深交。”很明显，这种解说都是为了教学生“对对子”做铺垫。

　　对对子和学应酬是平江私塾学习的重点。对对子是传统私塾必修的课业，开笔作文，就是从对对子开始，一般要从一字、二字、三字对上去，一直对到七字，用鲁迅的话来说，叫做“对课”。对对子既要讲究平仄和对仗，又要讲究合辙压韵，是做律诗的基本功，也是做八股文的基本功。后人在吹捧名人如何早慧时，往往要提及他们蒙学时代对对子的“光辉事迹”，如康有为以“鱼化龙”对“柳成絮”，鲁迅以“比目鱼”对“独角兽”，毛泽东以“修身”对“濯足”之类，可见其在过去国人语文训练中的地位。

　　至于学应酬，实际上就是学礼，类似于先秦“儒”的专业，即在村人婚丧嫁娶和祭祀的时候唱礼，主持仪式。还要包括办这些事情所有的文书，即各种联、帐、文告的书写张挂。分为祭祖礼仪、丧礼礼仪、婚礼礼仪等等，有的功夫深的先生还教祭神礼仪。学应酬关键是背熟各种仪式过程，懂得一应文书格式，光在课堂上学不行，老师还时常带领学生实习——参加各种礼仪活动，几次婚丧嫁娶下来，也就喊得很像那么回事了。到此，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为什么老百姓总是说“知书达理”，原来那个“理”应该是礼仪的“礼”，当然，懂了“礼”，自然也就明白了“理”。

　　私塾的学生以13、4岁的居多，个别大的20出头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没毕业和小学文化程度，据私塾先生说政府规定只有正常义务教育受不下来的才能进私塾。事实上，平江的私塾几乎都是以业余扫盲班的名义存在的。过去的村塾每到农忙要放假，而平江现在的私塾则更加业余，大多利用农闲和晚上教学。如长田高坪村的私塾，1982年班21人中，小学程度的18人，上过中学的只有3人。1987年班21人中，小学程度12人，9人上过初中。1988年班20人中，初小程度的有13人，上过初中的7人。

　　私塾的先生程度不一，有的像住在平江城关的袁克让老先生，出身书香世家，解放前做过中学教师，只因其父去了台湾，被赶到乡下务农，才成了私塾的先生。他的国学功底就比较厚，我看过他所写的一首五言排律，长达几百句，做得很工。当然也有一些差一点的，有的似乎刚刚能读通文言，对句的用典也有些生硬。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的文言文程度似乎也比一般的乡村小学的教师好些。由于这些私塾先生往往都有点“问题”，在过去的某些特定时代属于“贱民”和准贱民，所以他们教起书来都很卖力，在改革开放前尤其如此，因为教老书是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唯一途径，只有在教书和相关的礼仪活动中，他们才能暂时解脱长期低人一等的感觉。改革开放前的“扫盲业余班”，先生都是尽义务，分文不收，而且白天要跟乡亲们一样下田劳动。进入80年代，先生们才象征性地收点费用，开始是每天1角，后来涨到每天1元，不过，到此也就打住了，再没有涨过价，私塾每年上课不过100余天，一个学生每年的费用不过百余元，这大概要算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教育了。

　　然而，廉价并不足以说明私塾教育的存在。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在平江还存在着类似化石式的私塾，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惊也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教育体系的存在，其前提有两个，一是有政府的鼓励提倡甚至强制，二是有相应的出口。对于前提一自不用说，私塾教育一直是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始终以扫盲业余班的名义存在，根本谈不上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我所参观过的所有私塾甚至连一个办学证明都拿不出来。对于前提二，私塾似乎也没有。当年私塾的存在与兴盛是因为其出口是科举考试，进而步入仕途，即使连个秀才也考不上，读书读到一定程度（能开笔作文）的本身也可以给自己和家族带来若干好处，至少可以当个层次不高的教书先生。随着1905年科举的被废除，这种出口逐渐地被堵塞了。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几乎所有的出息都是跟新教育接轨的，在人们心目中，每年一度的高考，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替代品，而我们的基础教育，恰恰构成了高考金字塔的塔身。

　　既然两个前提都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在平江还会有人去读老书和教老书呢？答案似乎应该从平江的文化环境中去找。在访谈中我了解到，平江虽然地处较偏，却一直是一个文风很盛的地方，清末以来尤甚，湘军中著名的儒将、平江籍的李元度，在成名发迹之后，将精力全投到了家乡的文化教育上，不仅使得小小的平江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中出了不少人才，而且酿造了此地浓烈的文化氛围，虽然中经多年的战乱，尤其是国共两党红白拉锯，但传统并没有中断，至今，至少在农村还保留着诗礼之风。

　　在平江的农村，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家，都能看到各种书法都相当漂亮的联与匾（顺便说一句，书法也是私塾要教的内容之一），即使在一个泥屋农舍，也能看到几幅挂在墙上，跟主人的身份很对景甚至嵌着主人名字的对联。比如说我就看到过这样一联，是贺人新婚的，男主人名俩铭，女主人名逑梅，联曰：“意绵绵，佳偶俩铭迨吉夜；情脉脉，好逑互投标梅时。”在平江，各家各户稍微有点值得庆祝的事情，包括从一个一星期的短训班归来，都会有人给你送对子表示祝贺。老乡们告诉我，每到过年，各种各样的对联就多得数也数不清，不仅家里家外几道门上贴满了春联，就连牛棚、猪舍、谷仓也都拉不下。如果谁家有了红白喜事，而且赶巧人缘又特好的话，那么各种喜联和挽联就只能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了。在平江期间，我赶上了两个丧事，其中一家简直就像进了白色的树林，到处都是一条条的挽联，稍有不慎，就能碰下来个把的。更令人惊叹的是，每个村庄的各种对联都古色古香，雅得惊人。比如我刚巧赶上的一个丧事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疏肴供我客聊从谷雨试新茶；善饮托阿爷莫向花晨斟浊酒。”

　　雅得让我半晌说不出话来。

　　不仅如此，平江乡下的文风也很盛，几乎每个乡镇都有爱好写诗作画的农民，平江的长寿镇，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农民自己搞的诗书画协会，其成员每个月都要活动一次，也许所起来外面的人可能不会相信，所谓的活动就是这些农民凑在一起做诗钟。即使是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可能也已经不知道诗钟是怎么回事了，简单地说，就是文人雅集时，先限好韵，再用一个小钟或者铃铛挂在铜盘上面，系钟的细绳上插一柱香，作诗前将香点燃，等香烧断细绳，钟落到铜盘上，“当”的一声响，大家的诗就要作出来，出不来就要受罚。在来平江之前，我一直以为这种事情在清朝的遗老陈三立、樊增祥、郑孝胥归天之后，肯定没有人再做了，然而，平江的农民让我大跌了眼镜。作完了诗，大家在一起吃上一顿，有余兴的边喝酒边对诗，最后一起凑钱将这次雅集的诗编成一本油印的集子，供爱好者传看（顺便说一句，在平江期间，我最怕的是让老乡们知道我是什么来自北京的教授，生怕人家知道了让我作诗而且留下“墨宝”，到那时，我就只有满地找地缝去钻的份了）。长寿镇农民诗书画协会的胡瓜和刘振中还告诉我，他们每次雅集的时候，不光作诗，而且连带着对村里镇里的现状评头论足一番，时间长了，多少会对当地政府形成某种舆论压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干部违法乱纪的事情相对要少一些，对社会风气也有一些影响。果然，我在他们油印的诗集上，看到了这样的诗：

　　“三三两两结成群，父子兄弟入赌城。六亲不认还犹可，勾心斗角昧良心。”这是抨击不良风习的。

　　“谷贱伤农叹世微，农田一季事重提。只因肥价超粮价，辛苦耕耘收入低。”这是暗讽有人操纵化肥价格的。

　　“东邻昨见鸡生凤，西院今闻马变牛。北国三冬穿裤衩，南疆六月裹皮裘。春来瓦垅益栽树，秋至阳沟好驾舟。君若有心随我去，但凭巧舌不须忧。”这是讽刺说大话的，估计跟某些干部的“政迹工程”有关。

　　当地干部的作为是否如胡瓜们所说，真的会因此而有所收敛，我一时无法考证，但是有这么些“多事者”在后面品头品足，说三道四，总比没有要好些。就算当地的官们个个有“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耐性，也须不时忍耐百姓的唠叨。过去的乡绅在农村社会具有调解纠纷的功能，关键是因为农民认为他们“知书达理（礼）”，掌握了话语权，能讲理。实际上，在这些作诗的农民身上体现的，就是往昔话语的残存。

　　平江乡下的文化氛围还体现在对礼仪的讲求。跟传统的农村一样，现在的平江，每逢红白喜事，祭祀礼神，都要按古礼行事。就说我赶上的一个丧礼，一进村，就看见大大的讣闻——上首是“不孝某某罪孽深重，祸延家严某某公”，落款则是“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颡”，连行文的抬头空格都完全依照旧式，古色古香的。进到灵堂，只见四个执事，平江俗称“喊礼的”四下排开，依次喊礼，几跪几拜，奏乐上香，绕棺、点主、起柩等等一一行来，想起这些年我所看到的那些放着流行音乐、吃饭喝酒打麻将的农村丧事，感到恍惚是回到了古代。陪我去的彭以达跟我说，你没有赶上结婚，婚事的仪式要比这还古色古香，光拜就把你拜得头晕眼花。

　　从某种意义上讲，平江农村这种古雅的风俗，就是私塾得以存在的土壤，反过来，如果没有私塾教育，平江这种古雅的风俗也难以为继。实际上，在中国农村生活，至少春节没有春联是不可想象的，有的地方或者上街去买商家成批制造的对联，或者用碗在纸上扣几个印子，显然，这种代用品在具有浓厚传统的平江是一种耻辱。其实，随便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也乐意有几幅跟自己身份对景的对联，只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而已。同样，在平江，办事情按古礼是一种有面子的象征，不按古礼办，往往会遭到乡邻的耻笑，所以，无论婚丧嫁娶，喊礼的是必须请的，如果本村没有，就要到别处去请，还必须用车去接（至少得用个四轮拖拉机）。在平江，如果别的因素不计，仅就风俗需要一项，就会导致写对子（古雅的）和会喊礼的人是受到重视，而私塾恰恰教这个东西，而且是重点。凡我问到的读过私塾的人，无论老幼，都承认从私塾出来以后，当有人请他们写对子和喊礼时（尤其是后者），感到十分的荣耀，那时获得的尊重是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要知道，这些上私塾的人，实际上是被正规教育淘汰出来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不了业或者根本没有上中学的人，这些人在乡里社会是很难得到尊重的，尤其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能通过收费低廉的私塾教育收获一些乡邻的目光（当然也有一些物质上的好处），毕竟是个合算的“交易”，对于学生和家长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对乡间风俗活动的参与，要算是私塾教育的一种出口，虽然这个出口不那么正式，但已足够拉动这种非正规教育继续前行。平江的诗礼之风，从1905年清朝废科举时，就使得“旧教育”难以像其他地方那样的被弃之如敝履，据对平江历史了如指掌的彭以达讲，那时候新学堂的先生，往往是白天教新书，晚上教老书。只是到了解放后，“旧教育”才被彻底地驱逐出“教育战线”，只能以不合法的形式存在。

　　其实，私塾的存在，除了平江独特的文化风貌的因素外，跟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在农村的失败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我用“失败”这个词可能有点过分，但绝非无稽之谈。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事实上只成就了极少一部分能够爬进高考阶梯的农家子弟，而大多数人从这个教育体系获益甚少（付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相当多的农民孩子接受不到9年义务教育，即使勉强接受了，却根本达不到这个教育要求的基础知识和素质水准，有太多的农家子弟，受了6年或者更多的教育，却连基本的文字能力都没有，连封信都不会写。看来我们的母语教育，真像吕淑湘老先生说的那样，真的很成问题。但是，恰恰就是同样一批农家子弟，而且还是他们中间程度差和比较差那一部分，在读了两三年甚至一年的私塾后，不仅可以对子，而且可以流畅地作文了。我在平江所接触到的读过私塾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况，在正规学校里的学习一塌糊涂，考试总是不及格，最后连初中都毕不了业。但进私塾读了两年之后，虽然数理化谈不上，但语文程度却有脱胎换骨的改进。口说无凭，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看，一个是平江长田乡傅家村的傅晓东，上学时成绩差得让爹妈头痛，作文不仅不通，而且白字满篇。1998到99年间读了一年私塾后，出门打工，下面是两篇他打工期间的日记（节录）；

　　“2000年11月1日，星期三，小雨

　　一个月又匆匆地过去了，新的一月又来临了。这个月能够搞多少钱，那还是一个梦，离回家的日子不远了。……我在这里当打工仔，饭还是能够吃饱，但很多事情是不方便的，做事要看别人的脸色。打工是非常辛苦的，现在正是冬天来临，呼呼的北风，吹得浑身冰冷，晚上睡觉也是一样的，要想脱离苦海，就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个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要自己争取，不能守株待兔。历史是不可更改的，这与人处世是一样的，不能受到一点挫折就放弃，要重新再来，不达目标就不放弃。”

　　“2000年11月，2日，星期四，晴

　　眼看一天天的过去，既没有事做，又没有钱赚。白天连去玩的地方也没有，真是闷死人了。只好整天在床上睡觉，吃三餐饭，就这样一天天的光阴浪费了。在这里工作，只是人生的第一步阶梯，在这里见识一下世面，以后人生的路还很长很长。……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做法，那么人才有立于不败之地的优势，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行为，才能适应当前社会变化的走向。”

　　虽然文字还很幼稚，但行文已经相当流畅，基本上没有错别字，思想表达和成语的运用也都不错。第二个例子是长寿镇的刘伟东，当我去访他的时候，这个当年学校的淘汰生，已经是镇上农民诗书画协会的成员了，下面是他的两首诗：

　　打工纪实

赴广离湘十几天，

未曾进厂夜难眠。

风餐露宿毋须记，

最怕招工上黑船。

　　丰收自叹

日出而耕日落归，

总期时雨润苗肥。

艰辛换得丰收果，

硕鼠便便我却饥。

　　这样的诗如果放到我们的诗人堆里肯定不算什么，但其清新和真切却不是我们这些书斋中人所能玩出来的。

    看来，私塾教育在语文教学方面，效率还是蛮高的。

　　记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先生提到过，他12岁的时候从私塾转新学堂，插班读小学六年级，入学之后，他这个已经能将《史记》的《项羽本纪》背得烂熟的学生，却要跟学堂的同学一起大念特念课文“早晨和雄鸡”——喔喔喔，白月照黑屋，喔喔喔，只听富人笑，那闻穷人哭……。弄得他胃口直倒。看来，在从一开始，新式教育的语文教学，就有效率上的问题。当年一哄就抹掉了文言文和旧诗词，将之贬成“妖孽”和“谬种”，虽说畅快淋漓，但未免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小宝宝也扔了出去，忽视了汉语教育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30年代的时候陈寅恪先生曾经提议大学语文考试用对句代替作文，很是遭到一些新派人士的讥讽，但今天看来其实不无道理的。平江的私塾教育，其实已经很难像古代那样，靠背古书一步步打基础，而代之以比较实用的方法，在熟悉文言文名篇的基础上教对句和熟悉礼仪，结果效果良好——事实上，如果不好，在环境的压力下私塾本身就会消亡。

　　当然，平江私塾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止语文教学这一点。放得更远一点，我感觉不仅当年我们新文化的先驱们对新旧文化和教育的转换认识过于简单，可以说，中等于旧，西等于新的等式，在今天依然存在于我们大多数学人中间。眼前正火的素质教育改革，语文教学众矢猬集，然而却没有人提到私塾教育，或者说传统教育是否能给我们某种借鉴。

　　实际上，平江的现实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是与其所在地区的文化生态密切相关的。过去的旧教育，看来并不仅仅是科举制度的附庸，跟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从农民方面讲，讲理与讲礼，是农民抵抗政治的不合理作为的一道防线，即使在今天，在讲求诗礼的平江农村，某些被我们不耻的旧道德也很有市场，而农民的诗书画协会之所以能形成某种隐形的舆论压力，跟此地有“讲理”的氛围，而农民也善于“讲理”不无关系，我们知道，在古代，“礼”本身就蕴涵了“理”。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过于浓厚的文化传统的国度，任何人想要抛弃传统事实上都是很难的，每每大力抛掷的结果是传统中象样的东西没有了，但那些最恶心的东西却留了下来，在你的行为举止中不时显现，或者以某种先进和时髦的形式再现，当人们得意于其时髦和先进时，却偏偏露出恶俗的尾巴，令你当众出乖露丑。所以，即使在学人们已经纷纷进入后现代的今天，对传统的思考依然是我们的一个重大课题。现在，传统的风俗礼仪又在大规模地复兴，连多年被批倒批臭的迷信作法也袍笏登场，党员干部厕身其间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然而，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却呈现离析的状态，农民日益原子化，道德氛围变得越来越淡，原本对地缘和血缘极度依赖的农民，居然可以坦然地“杀熟”，甚至坑自己的亲人。我们的农村，虽然绝大多数并没有因我们国家高速度的现代化发展而进入现代的门槛，但传统习俗的内核，诗礼的精神乃至形式却基本丧失了，热热闹闹的婚丧嫁娶，只剩下了一个恶俗的空壳，人们在行礼如仪的时候，只在意那些对自己福祸相关的禁忌，而对礼仪的内涵毫无所知。我们替农民抛弃了传统，粉碎了古老的乡社结构，甚至扫荡了农民的宗族组织，将他们圈进了一个半军事化的集体化空间，当这个空间和相应的革命话语失效时，农民离传统已经太远了，他们想要找回过去风习，但只抓到了几分皮毛，既没有了自己的空间，又难以找回本属于自己传统话语。传统的士子已经没有了，传承昔日风习的文化内核也没有了。

　　我想，在国家还没有将所有农村的人们变成欧美式的公民之前，拥有私塾的平江农村是有幸的。

　　2002年10月10日初稿，同年10月20日改定。在此，再一次感谢陪我私访的彭以达老人，感谢所有接受访谈的平江人。

（本站首次发布时间：2005-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