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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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

八、中国要什么样的文明:外来

 

    这个论题与上一节息息相关。

  因认为中国文化自秦汉大一统后就衰了,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文明之输入,就具有输血治疗之作用。中国因接受了外来文化之养分,故才能开创第二帝国,形成第二春:唐宋盛世。

  宋以后,中国又僵化了,又衰了。西方传教士这时适时传来了西方文明,本来很可以替中国带来如印度文明那般的救命功效;不料中国人愚蠢,闭关自守,拖了几百年。直到西方用轮船大炮,打醒了我们,我们才从蒙昧中觉悟,开始努力向西方学习,迎接西方文明。

  对西方文明的态度,这时就又比南北朝面对印度更积极了。主流是主张尽捐故我,改从西辙,才能步上文明道路,形成第三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过去的文化只是野蛮。修正者态度略缓,主张如当年学印度那样输血治疗即可,主体应该还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但应与西方文明做一融合之创造。前者从陈序经、胡适到黄仁宇,军容壮盛。后者亦有陈寅恪等人,态度虽说是中国本位,思想的底子仍不脱文化多元论,觉得文化杂交是创造文化盛世之机遇。

  我对此类意见均不以为然,此处仅辨两事:一、印度文化对中国固有添益之功,却非补血治疗。把中国设想为文化衰敝之邦,须待外来文化拯救之,甚可笑。二、西方传教士东来,传播教义,辅以天文历法水法等所谓科学,亦不具文化救衰起敝之义。

  先谈第一点。

  佛教传入中国时,信佛教的人,确实多称印度为中国,而以中国为东土。意思是印度才是意义的来源,居天地之中。中国僧俗西行取经、求法,以求解脱的行动及故事,便体现着这个意义。

  但脱离传教、护教的框架看,此说即显得偏狭,因为结果非常明显:

  一、佛教根本已在印度灭亡或若存若亡。

  二、印度文化,佛教之外的东西传入或影响中土者甚少。物质,主要是蔗糖制作和饟;技艺,主要是歌舞琵琶。其余思想、文学、伦理态度……等,皆若有似无,难予谛指。

  三、佛教入中土,不是影响了中国,而是被中国吃了。史学上称为佛教中国化,还是客气的。高名大德如玄奘,虽欲宏原汁原味之印度佛教唯识法相宗,亦仅二代而绝,可见一斑。

  四、持外来文明论者,多夸大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喜欢说宋明理学是阳儒阴释,吸收佛教而成。实则佛教中如天台、华严、禅宗皆国人自创,禅宗尤与佛教传统大异,自称教外别传(或如近代日本批判佛教所云:禅宗非佛教),早已尽泄天机,乃是中国思想浸润影响佛教之产物。此等物,宋明理学家尚且认为它毕竟染于佛教,严予辨斥,则说宋明理学阳儒阴释,岂非冤杀古人?整个中印文化交流史,绝不能想象为印度救济中国文化史。

  接着看第二点。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之问题。

  当时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拯救中国人,宣扬福音。他们带来的科学,至今也被视为福音,足以拯救中国。

  在此情况下,目前一切史述均强调他们如何带来了先进的科学,中国则顽固保守拒斥之。结果经历了明末清初长期斗争,终于证明传教士的西洋科学较为正确,中国皇朝乃改聘洋人为钦天监等职。本来中国自此可以走上西方科学之坦途了,无奈乾隆以后,又闭关自守,丧失了机会,遂造成落后。

  这样的福音传播史,现在让我来揭揭底:

  首先当知:中国科学长期领先西方,而且领先不是一星半点,动辄领先几百年上千年。

  现在这一点不用再说,科学界心知肚明,只是一般人文学者和社会人士还搞不清状况,还老以为中国人从来就缺乏科学精神。

  学界则虽已知中国科学长期领先西方,但仍老大不情愿,所以又有一论调曰:中国古代只是科技,并不是科学;古代科技虽发达,近代西方那种科学及工业革命终究没发生。为什么没发生呢?大家遂又分头去找原因,各凭本事、各出奇说,到一间黑屋子里抓一只不存在的黑猫,李约瑟难题即属此中之一。

  我不想再答李约瑟难题,因为根本问题问错了。西方工业革命的科学条件,中国比西方约早六七百年前就具备啦!

  以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钢铁生产和应用来说,中国人制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第一块铸铁实物始于公元前513年;到公元前2世纪,钢的生产就开始了(从铸铁发展而来),而欧洲要到了近代才生产钢。

  以生产量来说,中国在公元806年生产了1.35万吨的铁,到1064年时生产了约9.04万吨,1078年差不多有12.5万吨。欧洲约到1700年时才开始大量生产铁,到1788年时,英国的铁产量还只有7.6万吨。1080年宋朝四川铁的价格,按铁与稻米的价格比来计算是177:100,陕西是135:100,说明铁的价格非常低。要到七百年后,1700年,英国才达到了类似的160:100比率,这可能比11世纪中国东北部铁的价格还高出约1/3

  铁制品方面,我们用铸铁锻造铲子和犁铧大炮,用熟铁制造刀剑。欧洲人在中世纪大抵只会使用熟铁。冶炼铁所需的风箱,中国在元前4世纪已使用了,并早在公元31年就使用水力驱动。

  欧洲的水车先是用来碾制谷物,1025年才在德国用于铁的生产,而在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老早就用水车来推动风箱。在水力风箱中活塞杆和传动带的使用,也与蒸汽机的原理极为相似。其它方面,如大概早在元前4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开采了石油和天然气,应用于燃料、烹饪和照明等就不详说了。

  诸如此类事例,乃是西方及日本许多学者坚持中国之现代化(或近代化,指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早已发生于宋代的缘故。我不主张套用西洋史的框架,故我并不会这么说。但此类事例有力地反驳了中国没有西方所谓近代科学工业,一直要等到明代中晚期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才送来福音的观点。

  看至此,你大约会深感疑惑,因为明代传教士带来了科学,且胜于中土旧天文历法等,乃是明显的事实。

  是的,所谓明显的事实,正须考察考察。

  明清之际,奉教人士在教义的影响下多拒斥中国传统的星占、地理、选择之术。如康熙八年,南怀仁将杨光先排挤出钦天监,担任治理历法一职后,短短数日内,即一口气写就《妄推吉凶辩》《妄占辩》《妄择辩》三书,用科学的态度痛批中国人以术数占断吉凶休咎之法。

  一般人看这类史事,自然会以为这代表了科学与迷信之争,其实呢?是传教士另有一套迷信。他们除了信上帝之外,许多人还信占星术呢。

  顺治九年,薛凤祚协助耶稣会士穆尼阁(Jean Nicolas Smogolenski1611——1656)译撰《天步真理》时,即在<人命>下卷列出十五个西方人物出生时的天宫图,并详加推演说明。

  康熙时,南怀仁照汤若望先前所译的《天文实用》一书,预推每年于春、夏、秋、冬四正节及四立节,以及交食等日的天象,凡说各季所主天气、人物之变动效验,如空际天气冷热、干湿、阴云、风雨、霜雪等项有验与否,下土有旱涝,五谷百果有收成与否,人身之血气调和、不调和,疾病多寡,用药治理以何日顺天、何日不顺天等项,均是西洋占星术。

  又,今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二百余件康熙朝钦天监题本中亦可清楚见到西方星占术的内容,如:「自立夏至夏至,土星为天象之主,立夏、小满二节,土星、太阳及金、水二星,久在相会之限,主空际多蒙气,阴云,天气仍凉。立夏初旬,土、火二星在夏至左右两宫相近,主人身气血不和,多痨病、吐血,遍体疼痛之疾,于五月初二、初三、初四、初九、初十、十一日调理服药,方合于天象……」。

  题本中更屡见西方星占学家所用天宫图的形式。可见当时历法之争,实为文化冲突,并非科学与迷信之争(另详黄一农〈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占星术的态度〉)。

  另外,当时来华传教士基于信仰,普遍认为崇拜偶像的中国人文化低劣,自认为能以较先进的历法推算和交食预测取得官方信任,就力图用贬低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作法,诱使中国人崇尚西方科学文明,进而接受他们的信仰。

  如明末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就说中国人对两个天极一无所知,认为中国在耶稣会士到来之前不知道交食真相,还说关于天象,他们没有得出任何规律。南怀仁也在1687年写的介绍中国天文学的书中,对中国古代天文仪表示轻蔑,说是笨拙的缪斯

  只有少数人,例如耶稣会的巴多明1740920日写自北京的信中提出非议,说:相当长时期内,学者认为在传教士把天文学知识授给中国人之前,中国人不懂得天文学。我对这些人该说些什么呢?只是近几年通过观测记录,人们才开始睁开眼睛,开始想到他们中间也可能有值得重视的知识。

  另外,利玛窦发现中国人记载的星数比欧洲人记载的多四百个,星象记录比欧洲人完整,因此他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清楚而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他在南京考察过北极阁天文台,盛赞其仪器: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所看到的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虽经受了近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彩

  但整体来看,贬抑中国天文学以争取在华传教,乃其生存策,。因此展开与中国天文历法之斗争也就在所难免。斗争之结果,传教士们赢了,是否就证明了他们果然较为高明?

  对此,李约瑟倒是说对了,他说: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图式是托勒密、亚里士多德的封闭的地心说,认为宇宙是由许多以地球为圆心的固体水晶构成的,又说:在宇宙结构问题上,传教士们硬要把一种基本错误的图式(固体水晶球说)强加给一种基本正确的图式(这种图式来自古代的宣夜说)。(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

  水晶球说源于古希腊天文学家攸多克萨斯(元前408——355)的宇宙同心球组说,认为每个球绕着固定在外的一个球层里的一根轴而转动。亚里士多德把他假想的球层变成球体,认为诸球层皆由不生不灭、完全透明、硬不可入的物质构成。该说曾被教廷视为异端,后来神学家阿奎那将其与神学结合,教廷才钦定为教条。利玛窦《乾坤体义》卷上、阳玛诺则在《天问略》中介绍给中国的,就是这个说法。

  水晶球说之后,在西方天文学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托勒密(90——168年)行星系说。主张地球居宇宙中心不动,日、月、行星和恒星都环绕地球运行,这即是天文学史上有名的地心说。在华传教士对托勒密学说的介绍主要见于《崇祯历书》。

  《崇祯历书》还介绍了当时刚在欧洲出现不多久的第谷说。

  第谷体系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月亮、太阳和恒星在不同的层次绕着地球转,而五大星则绕着太阳转。见《崇祯历书》的《五纬历指》卷一。

  直至1722年编《历象考成全书》时,被传教士奉为圭臬的,仍是第谷体系。该体系在中国占主流地位一百多年。

  至于哥白尼体系,是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在1760年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时才首次在中国公开介绍的。

  换言之,明末至康熙年间,传教士与中华天文历法学的斗争,所采用的,乃是水晶球说和托勒密、第谷体系,本来就不正确,亦未必比中国旧法高明。

  反之,李约瑟还考证:利氏所说的天球即《元史·天文志》指浑天象,是郭守敬在1276年对宋代科学家韩公廉、苏颂制作的在当时领先世界的水运仪象台的调整修配品。基本保留了1090年韩、苏所制浑仪的原制,但观测精度更高。特点是能使仪器随天球运动而转动,这一先进的作法直到1685年才体现在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利用时钟装置推动望远镜随天球旋转的设计中,但这是中国人发明这项技术六百年后了。

  另外,郭守敬所制简仪是将先前的黄赤道转换仪的黄道部件去掉,只保留赤道部份。对于现代望远镜广泛使用的赤道装置来说,李约瑟认为郭守敬是这种做法的先驱。欧洲到了16世纪,第谷放弃了欧洲人和阿拉伯人一贯使用的黄道坐标和黄道浑仪,采用中国人的赤道坐标,也比中国落后了三百年。

  然则,为何在晚明清初中西方天文历法之较量中,中国天文学者竟不敌西方传教士,推步测量失准,以致清廷改聘教士掌理天事?

  这当然是个谜。或许清以异族入关,本联蒙藏以制汉,在天学等事上也欲假西洋传教士以抑扼汉文化之威。或许当时中土讲天学的,如杨光先等恰属庸才。或许时代舆论气候如此………

  历史上的事,本来如是。例如贤人不出头而庸才蠢货大行其道;例如五四文化运动,理论多幼稚可哂而风动一时,余烈至今。此乃历史之无奈处。得势者未必合理,合理者未必得势,正是历史规律之一。犹如有德者未必有福、坏人反而常常占尽便宜,福德不一致。

  但吾人读史,当观理而非附势。如附势,尽可无恶不做以致王侯,又何必读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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