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学时报

以反省中国文化生命、重开中国哲学之途为职志的牟宗三先生，无疑是现当代中国哲学界最富原创性、最能代表中国哲学水平的哲学家。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一次性集中推出牟宗三的著作5种，分别是《心体与性体》、《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中国哲学的特质》、《中国哲学十九讲》和《从陆象山到刘蕺山》。这5种著作，既有有入门性的，又有专业性很强的，大致可窥牟宗三哲学的门径与规模。每种著作又特请牟宗三先生1949年后在大陆唯一收录的弟子罗义俊研究员撰写了相关的导读文字，以方便读者理解。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罗义俊研究员，请他对当前的国学热与21世纪的儒学发展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采访者：本报记者 麻晓东

受访者：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罗义俊

记者：上海古籍出版社自上世纪末系统出版了牟宗三先生的学术著作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这次该社又推出了《牟宗三学术论著集》共5部。你认为牟宗三的著作对我们当前学界有哪些价值与意义？

罗义俊：这个问题，若用一句话表达，就是：牟先生为整个现当代学界树立了真典范。这个典范，不仅是典式、楷模、示范，也是方向，还有对治学界“病痛”的价值与意义。它由牟先生全幅学思生命、人格形态和学术贡献堆砌而成。

牟先生是哲学巨人、思想巨人、文化巨人，是20世纪至今最后一位，也是最卓著峭拔的儒学大宗师。

牟先生的学思生命非常精彩，生命境界真实无妄。圆而神的圆智与方以智的分别智合成牟宗三哲学智慧，其对问题本质之锁定、论述之谨严、析理之通透、理路之清晰、概念之明确、言词之犀利，语无虚发、辞不含糊，此牟著一贯风格，当代学界无出其右。故读牟先生的书，能使头脑得到哲学训练。牟先生的思想又富有原创性，更使语言增添内在的魅力，而在两岸三地哲界中形成一个“牟宗三语言”现象。

自中国学术进入现代以来，牟先生不仅是思辨第一，更是将哲学智慧与文化意识存在地结合、直面现实、风格鲜明、内圣外王全体大用地强度表现的学界第一人。牟先生学思生命所表现的，是个大感受、大意识、大担当。

“绝对的粗犷的唯物论”（牟先生语，下引同），风靡纵恣，侮圣毁贤，以洋为宗，心随物转、心随利转、心随权转，是当代学界的大“病痛”。牟先生立生命之根于华族的文化生命，于超越理想，而“不是现实的任何一面”。牟先生的学思生命，全始全终所展示的，是一足以对治当代学界“病痛”的特立卓行的人格形态。牟先生的挚友唐君毅先生尝言，人家说他特立卓行，牟先生比他还特立卓行。牟先生以其从不依傍任何现实权势的照体独立的傲骨，独立运思，完成了他自己壁立千仞的大儒真人之人格，为这个人心迷茫、奔逐浮尘、上下交征利的时代，铸就了照明如鉴的真典范。

记者：近年来，国学热在国内逐渐兴起，但同时也有很多对传统文化持有异议的声音，作为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你对这种现状是如何看待的？

罗义俊：我学无成就，什么“新儒家”，什么代表，愧不敢当，我只是全幅追随牟先生学思生命的一个传统读书人。至于“国学热”，首先“国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有个须厘清的问题。这里引一段牟先生的前辈、理学大师马一浮先生的批评，他说国人使用国学这个名词，“其实不甚适当”。盖“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

其次，从历史语言学角度看，“国学”一词有多义、歧义。最早见于《周礼•春官》，指称国家最高学府。20世纪始为中国传统固有学术之义，流行一时。它的来源有二。一是晚清章太炎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及其一系的国学保存会与《国粹学报》所宣扬的以“保存国粹”为旨的国学。表面看来，其意在价值的肯定，其实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并不契。马一浮先生早就严厉批评章氏“其人未尝有身心性命之理”，其学尊经乃“以经为史”，“真可谓流毒天下，误尽苍生”。“以经为史”，实际上拿掉了“经”的价值地位。难怪章氏后来出版学术论文集索性以《国故论衡》为名，采取了“国故”意义。“国故”与“国粹”就有歧义。二就是胡适之的整理国故，即国故学的省称之义的国学，亦即史料考辨学的国学。此系实际是将传统固有学术视作一堆死材料、博物馆的古董，这与其反传统思想一致。此正是当代新儒家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先生《中国文化宣言》中所着重批评的研究路数，其与“考证已死的埃及文明、小亚细亚文明、波斯文明”的遗物的态度在本质上并无差别。这种路数的国学研究，与宏扬民族文化了不相干。事实上，胡适一系并未因整理国故而改变其反孔反孟反宋明理学的态度。 最后，从学科意义看，进入现代后，中国学术由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改为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分类，新的学科分类有各自确定的领域、规范与方法，纵有不足，仍客观可行，已非广泛笼统的“国学”概念可比可取代。事实上，无论是有知识性还是有价值意义的国学研究，都是要落在具体的学科范围内进行。即使是科际整合，即使是直接治儒、道、佛学，也仍然须以专业研究为基础。治学不能不明分际。

所以，重新打出“国学”这个名称，能否推动学术研究甚或宏扬民族文化，没有必然的实质相关性。

当然，我不是主张取消“国学”这个名称。既然国人使用惯了久了，今日的提倡者中或未尝不含重视、宏扬中国文化之意，那么，仍可沿用但须厘明其中的歧义，楷定名义、理性地用。

关于国学热，亦须分作二层看。若提倡国学以阐扬中国文化为旨，而此必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对其核心价值地位之恢复始有真实意义。在这一层，国学或迳说中国文化离“热”尚远。

第二层是笼统意义的，也可说“热”。我看，如今的国学热之国学一概念更笼统、更歧义化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江西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国学大师丛书”，胡适、鲁迅等当年反传统的风云人物，与章太炎、钱穆等并列其中。2006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某网络机构合办“我心目中的十位国学大师”，胡适与鲁迅再次当选，与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齐称。反国学批国学的与阐扬国学的，几十年后界限取消、价值拉平。这制造了观念纠缠混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也被无厘头地解构了。再有，在这个“热”中，即使是真能像晚清民国提倡者那样认认真真地研究的，也已经不多了，且其中多止于囿于知识意义、工具意义、材料意义；有的讲国学者，也并不真了解国学。不少人则是把国学当做一种什么项目，甚至什么文化产业在做。一些大学从中觅取商机，办起了收费昂贵的“老板班”。提倡国学变成了做生意，国学成了不要成本的商品，“国学热”变成了“国学店热”。虽然，可笼统地说，国学热总比“文革”式的纯否定好。但若“热”成这种品位，确实令人哭笑不得。

记者：你曾经表示，“守住自己乃当今吾侪守身第一律则也”，在当代，你认为一名儒者应当怎样“守住自己”，为中国文化作担当？

罗义俊：儒学内圣外王成己成物，本末终始，内外具备，但必以内圣为宗为本为根据。这是儒家的基本义理，永远不能颠倒，古今皆然。

守住自己就是内圣之事。今天的社会，虽然讲“和谐”代替了“阶级斗争天天讲”，但一面是泛政治化的格局犹然，一面是趋劣的商品化喧嚣，功名利禄、五颜六色的诱惑太多太大，流行的是生活唯物论，社会人心价值塌陷，造假造到学术教育上，社会羞耻感跌到令人惊诧的地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本来就只那么一点点，而在这种社会“桑拿浴”下，更是堕落容易清白难，守住自己就是什么都不要贪、不要去追逐，“至诚而不动”，守住清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守住自己，就是在红尘滚滚中，要守住清白。

守住自己，守住清白，是全幅意义的。具体些说，是守住自己做人的独立性，守住学问的独立性，自己生命自己做主，魂不随洋去，身不跟风跟着权势起舞，守住华族文化，守住儒圣人禽、义利，夷夏之辨的大原则。说得高，是希圣希贤；依孔子教训说，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平实地说，就是做一个及格的人，做一个及格的中国人。守住清白，就是一个及格的人。守住春秋大义，就是一个及格的中国人。说到本源上，就是守住自己的道德本心，守住义理之性，守住心中的天理。从学习与修养的层面说，就是将圣贤义理一一引归自己，纯净化自己的生命，义理化自己的生命。笃实履践，健以成己，此即内圣之学。

人总要有点操守。儒家特讲操守。人无道德操守，纵然满口圣贤语，那也是假道学、伪君子，免不了滑落到禽兽一途去。道德本心失守，生命顷刻堕落。故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我所说的守住自己，就是牟先生所说的“在一般人心的左右颠倒塌散中站住自己而明朗出来”。这里有儒家的慎独功夫，也是慎独境界。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指归自己，他说唯有指归自己始是圣贤真血脉。所以，守住自己，就是为中国文化做担当。然则，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儒家全幅生命形态是即中庸即狂狷、即狂狷即中庸，今日之“弘毅之士”老师大儒牟宗三也。狂者儒，乃大仁大智大勇的形态，平头百姓如吾辈，岂敢与能与？守住自己只是狷者形态的担当，亦是低度形态及格形态的担当。

记者：你在最近发表的《20世纪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宣言〉》一文中曾指出，儒家复兴的历史趋势不可扭转，你对21世纪的儒学发展怎样看待？

 罗义俊：一点不错。牟先生说过，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有它的教义。西方是基督教形态，中国就是儒家。儒家是成德之教，本乎人情之常，尽性穷理。它不但引导纯净化生命的目标，还担负人伦日用轨道，为国家天下制礼作乐的责任。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主脉，这不是一个学术争论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视中国文化为现代化障碍的新文化运动，当年就是把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来反的。几千年来，它由国族人心精血所浇灌而成与体现，不是任何舶来品可以替代的。因此，只要中国文化不亡，儒学复兴的历史趋势就不可扭转。20世纪以废除读经批孔反儒开始，21世纪却以读经运动回归传统，还加上2005年全球性联合祭孔开始，亦表明了这个乾坤暗转的趋势。

21世纪的儒学将有新发展。从社会学角度，近期则可能有4种情况。其一，民间儒学将逐渐兴起。这个群体构成中，会有知识工人与农民、儒商、体制外或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礼失求诸野。他们的研究或活动是非功利性的，具有虔诚性、纯净性、生命性、实践性，最终将形成儒学发展的广大基础与土壤、真实动力。其二，官员系统中的有识之士，尤是曾真实地追求民主自由的离退休的知识型老干部，长期的工作与生活经验已使他们认识到回归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必要性。他们对儒学的态度与认识比那些生命夹杂的知识分子要来得真诚，而成为儒学发展的一个推动力。其三，港澳及台湾地区与海外研究学人与团体。尽管情形可能再也不会如张唐牟徐时期的单纯，也许知识意义会日益加重，但大体不会公开丢弃当代新儒家传统。其四，学院派。随着儒学的新发展，将会日渐趋向生命意义、价值意义的研究，而表现为儒者生命与儒家学问一体生长。但不少人将仍滞于囿于知识层面、工具性、材料性，且仍不能排除其中还会有炒股心态的、入室操戈的，与儒学与华族文化生命了不相干，甚或有害无益。儒学发展的麻烦往往出在他们身上，他们有意无意的歪曲、阉割、腰斩，实在是对儒学的阴损。盖他们中大多数的意识形态底子是外来的，价值意义的反儒仍是他们的基本意识，不过处于潜伏状态而已，此由他们中有的人至今犹拒绝承认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及蛮横地否认儒学为国族之精神实体即可知。

然而，在中国儒学研究中，左倾或隐或显地反儒已难形成气候了。而联合国之尊孔，世界各地孔子研究院的纷纷建立，即使就形式意义言，在这种世界性的大气氛的包围下，要在大陆这片土地上对儒学纵恣肆虐，可能性是愈来愈小了。“孔子是永远不倒的偶像”（牟门大师姐唐亦男教授语）。儒学研究必将走上知识与生命的双重进路，走上主体、价值意义的正常发展的道路，直至中国文化复兴、儒学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