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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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历史系开展经史导读课的构想

作者:贺益德

 

一、历史“热门”而历史系冷落

 

我们逛逛图书市场,就会发现,许多年来,历史名著一直都是畅销不衰,如《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而且是一版再版,蒸蒸日上。例如后起之秀的岳麓书社,他们发行《史记》,从198810月开始第一次印刷,到19956月,短短七年,已连续印刷达10次之多,印数已达462200册之巨;他们发行《资治通鉴》,从19905月开始第一次印刷,到199510月,五年之间,也已是第八次印刷,印数亦达163900套之巨。如果再算上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改革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等其他一些出版社,则上述史书的发行数量,便是一个极其惊人的庞大数目了。由此可见,历史学科在社会上是多么的“热门”!

可是,与此相反的情形,是大学历史系的日暮途穷,冷落无比。学生们普遍不愿意报考历史系;用人单位对于历史系的毕业生,都有一种近乎歧视的冷淡。师范院校的历史系,近些年来因为还包分配,托“饭碗”之福,所以暂时还能把学生招满,但其情形,已经非常勉强。如笔者所在的娄底师专政史系,9652位学生,就有30位以上报考的是中文系。如果不是我们在录取的时候,硬性把他们改派到政史系,则政史系就很难办下去了。非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其危机之状,更甚于此。如果不是国家在政策上加以扶植,则许多的历史系,是非倒闭不可了。

所以现实的情形是:历史,非常“热门”,而历史系,却濒临倒闭。

笔者身为大专院校的历史教师,从事这一门课的教学已经14年,从切身体验中深深了解到,我们今天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社会需要非常严重的脱节,这是导致历史系面临倒闭的根本原因。我们只要稍微到社会上去摸一摸底,就会发现,普通老百姓也好,公司的经理也好,政府的官员也好,他们处理现实问题碰到难关,需要参考历史经验的时候,一般文化水平的,很愿意去翻《三国演义》等书;文化水平较高的,则很愿意去翻《史记》、《资政通鉴》等书。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最著名的例子:一个是毛泽东,他通读了二十四史,至于《资治通鉴》, 则反复读至十七遍之多;另一个是邓小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软禁于江西的时候,也通读了二十四史。但是,上至毛泽东、邓小平,下至普通老百姓,他们处理现实问题时,却绝对不会、也永远不会参考大学的历史教科书。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大学历史系所教,不是社会所需;社会所需,大学历史系又不教。所以,站在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大学历史系几乎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废物。既然成了废物,则除了倒闭,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

时至今日,历史系(其实不只历史系)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没有倒闭,仅仅是因为国家赋予了我们这样一个权利,即:我们可以提供给学生们一个寻找职业的“入场券”——文凭,这是国家在政策上给历史系提拱的一条生路。我们本来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在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成果评估等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适应社会需要的改革,以增加历史文凭的“含金量”,使历史系摆脱目前这么一种“五保户”的地位。例如:在社会上,上至毛泽东、邓小平,下至普通老百姓,他们迫切需要学习《史记》等书,出版社根据这一需要,发行了《史记》等书;书店根据这一需要,出售了《史记》等书;我们大学历史系,也就应该根据这一需要,讲授《史记》等书------这样一来,只要《史记》等书走俏一天,历史系也就走俏一天。历史系之所教,即是社会之所需,这样的关系一旦形成,就成了“蚂蟥叮住鹭鸶脚,你上天来我上天”,即使历史系不想兴旺发达,都不可能了。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现在不少大学专业系的所谓“教学改革”,改来改去,都改成了学生买文凭、老师抓票子的局面,历史系受此大潮的席卷,也身不由己地亦步亦趋;而十分本质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方面,几乎还是与社会需要毫不相干的老一套,而且,还是每况愈下的老一套。历史文凭的含金量,不仅没有增加,还在日益减少。这种没有实际内容的文凭生意,完全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虽然眼前可以饱餐一顿,但今后的生路,却一举断绝,既辜负了国家一片扶植的苦心,又活埋了自己一个锦绣的前程!

 

二、选择一个好剧本

 

《史记》、《资治通鉴》等史籍,与我们今天的大学历史教科书,究竟有些什么区别呢?

 人们学习历史,是为了站得高,看得远,尽量减少人生的决策错误,个人如此,家庭如此,单位如此,国家也如此;尤其是那些“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绝非仅靠十几年或几十年的阅历所能济事,这就是更加得熟悉历史。这一前提,就决定了历史作品,必须合乎古人所谓“实录”的标准:不溢美,不隐恶,时间、地点、人物、善恶、声态、气氛,均要一无差错、丝丝入扣。尤其是善恶、声态、气氛,反映的是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这是一切决策产生的根本背景。但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变动不居、稍纵即逝的,这就必须身临其境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到、把握得住;任何局外之人,都无法主观臆测。古人用心良苦,为了保证这一方面的真实,他们专门建立了史官制度。史官们都是跟着皇帝走,任何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得作现场记录,这些记录的材料,就叫做“起居注”。后人写史,就凭借这一类的实录,写出来的作品,不仅时间、地点等因素不能出差错,尤其重要的,是连气氛也不能出差错,必须严格保持事情发生那个时候的“现场感”。这样的史书,后人一展读,就可以很自然地设身处地地体会到历史人物的各种用心。一切决策,都是从人心中产生的。十年之心,产生十年的决策;百年之心,产生百年的决策;千年之心,产生千年的决策 ;智慧之心,产生智慧的决策;愚痴之心,产生愚痴的决策。善良之心、邪恶之心、诚实之心、虚伪之心、惭愧之心、骄横之心、信任之心、怀疑之心------都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某种决策。人们读史,就是要熟透前代或成或败的决策者们的千姿百态的动机,以便反省自己、认清自己、纠正自己、鞭策自己,避免失败,走向成功。所以,读起来有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是衡量一部历史作品成败的关键。若没有了这一感觉,人们就无法体会到古人的种种心态,读史的目的就彻底落空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作品,恰恰是合乎这一标准的上乘之作,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走俏。到了今天,随着印刷技术的日益发展,这些不朽的巨著,更是方兴未艾地流入寻常百姓家,帮助人们鉴古知今。

 

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大学历史教科书,则可怕得很,它们都有一个无一例外的癌症:所有的历史人物,没有一个是栩栩如生的;所有的历史场面,没有一个是历历如绘的;连篇累牍,都是作者的枯燥沉闷的议论。这样的教科书,读起来当然就不可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了,这就彻底堵死了人们进入历史角色的可能。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理解,叫做“知心”,我们进入不了历史角色,怎么有可能理解古人的用心呢?不能理解古人的用心,则古人所做的或成或败的一切决策,我们也就永远都找不到真正的根源了。我们学习历史,也就根本不可能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了。事实上,现在的历史系毕业生,一旦离校,脑袋里就只剩下几个历史名词了。试想,我们记住几个日本名词,就算了解日本了吗?记住几个美国名词,就算了解美国了吗?那么,记住几个历史名词,怎么能算是了解历史了呢?实事求是地讲,是连边都未沾上。他们走出校门,那种懵懵懂懂、不辨方向的程度,与未读历史系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更不要提什么“站得高、看得远”了。这样的“学习成绩”,怎么会被社会所承认,怎么会受社会的欢迎呢?

 

学生们在校期间的学习,是他们将来到社会上去做人的预演。我们都知道,一个演员向师傅学戏,选择剧本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如果剧本太差了,就是让梅兰芳这样的大师来表演,也演不出什么名堂的,更何况那些学习阶段的徒弟。在人生预演阶段的历史系学生们,学习一部好的史书,就是学习一部好的人生剧本,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发展前途,是生死攸关的。如果他们一直只有阅读糟糕剧本的机会,则他们将来投身于社会舞台,就极难避免成为一批非常糟糕的角色了。所以,在大学历史系开设“经史导读”课,让学生们多多接触第一流的人生剧本,已是一件火烧眉毛、刻不容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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