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王彬彬《我们是否配谈读经》一文（下称“王文”，见《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第10版），想谈点不同看法。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两点疑问。

　　疑问之一：既然“我们是否配谈读经”已经成了问题，那么谁们配谈读经？据王文，胡适自谓不配，傅斯年自谓不配，就连“大师”王国维似乎也不配。至于

三家村的教书先生就更甭提了。为什么？因为“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就拿王国维来说，他也承认自己“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这样说来，似乎配谈读经的人，必须是对经书全懂全通的人，否则就没有资格。这就难了。据我们所知，郑玄是集汉代经学大成的大师，他就不是全懂全通。这表现在，第一，有时候他明白表示自己对经书上所讲的内容“未闻”；第二，有时候他自以为搞懂了实际上并未真正搞懂，因而受到后人的批评。为了文章简洁，例子就不举了。朱熹是集宋代经学大成的大师，他也不是全懂全通。这表现在，第一，有时候他明白表示自己对经书上所讲的内容“未详”，第二，有时候他自以为搞懂了实际上也并未真正搞懂，因而也受到了后人的批评。为了文章简洁，例子也就不举了。按照王文提出的标准，就连郑玄、朱熹这两位大师级人物也不配谈读经。郑玄、朱熹这两位也不配，在我国历史上似乎再也找不到配的人了。走投无路之际，忽然想到了孔子，这可是儒教的教主啊。但孔子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的话，似乎这位教主也有搞不懂的地方。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谈到《易经》时说：“孔子自称‘假年以学’，相传还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得这书自古已称难懂了。”这至少说明，连教主孔子在读《易经》时也感到颇为吃力。这表明，孔子也不是全懂全通，所以连作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也不配谈读经。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这个配谈读经的标准是否合理的问题呢。窃以为，配谈读经与否与懂得经的多少似乎没有必然联系。以甲骨文为例，据朱凤翰《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几代甲骨学者的持续钻研，迄今已发现的5000余个殷墟甲骨文字中，已有1000多个字被识出，且获公认。”（见《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这就是说，获得公认的仅1000馀字，仅占已发现字数的大约五分之一，这比起“半懂半不懂”的六经来，更是等而下之。试问，我们是不是就因此也不配谈甲骨文？读书的目的本来就在于变不懂为懂，变不知为知，“不配”论似乎与此宗旨有悖。实际上，正因为经书上的问题多，所以才更须要读呀。因为懂得少就不读了，这不是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吗！

　　疑问之二：既然“我们是否配谈读经”已经成了问题，那么言外之意，谈读史、谈读子、谈读集还是配的。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我们常说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并不是泾渭分明，整齐划一，而是错综杂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经书，由于历史的原因，其渗透性特强（也可以说是受到特别青睐），遍及史部、子部、集部书。其渗透方式，或明或暗，或整篇整段，或片言只语。遇到这种情况，可该怎么办？譬如说，史部书中的《史记》，其《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里，都引用了不少《尚书》的话，我们在读《史记》时怎么办？隔过去，不读它？子部书中的《荀子》，其《礼论》篇的文字与《礼记·三年问》基本相同，其《乐论》中的内容部分与《礼记·乡饮酒义》相同，怎么办？还读不读？集部书中的《欧阳修全集》，其中收有《经旨》一卷、《易童子问》三卷，涉及《易经》、《诗经》、《春秋》等经，我们是读也不读？这里说的还是大段大段的明引，容易发现，还有许许多多片言只语的暗引，稍有疏忽，就会从我们眼皮底下滑过去。质言之，对于这些渗透到史部、子部、集部书中的经，还读不读？不知道胡适等先生对这种情况将怎样处理？有何良策？

　　一点看法。

　　我们认为，经书，总得有人去读它。为什么呢？

　　咱们先说正面的道理。范文澜在其《经学讲演录》中劈头的一句话就是：“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我们想，这句话恐怕很少会有人反对，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譬如说，大而言之，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其中的“小康”一词，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来说，即是出自十三经中的《礼记·礼运》。小而言之，花圈上为什么要写一个“奠”字？这也是一个经学问题。简单地说，“奠”是葬前之祭。下葬以后的祭祀活动，才叫做“祭”，不能叫“奠”。详见《周礼》、《仪礼》等书。这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习焉不察。再如，我国一些著名高校的校训，也是采自经书。例如，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就出自《易经》。“自强不息”，出自《乾》之《大象》；“厚德载物”，出自《坤》之《彖辞》。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出自《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东南大学的校训“止于至善”四字，出自《礼记·大学》。仅从以上举例来看，范文澜所说“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确是不刊之论。解放前，朱自清先生写过一本叫做《经典常谈》的小册子，主要介绍的就是儒家经典。80年代，三联书店重印此书，叶圣陶先生写了一篇《重印〈经典常谈〉序》，其中写道：“在高等教育阶段，学习文史哲的学生就必需有计划地直接跟经典接触，阅读某些经典的全部和另外一些经典的一部分。那一定要认认真真地读，得到比较深入的理解。”这番话我们很赞成。

　　其次再说反面的教训。由于人们多年来冷落经学，结果闹出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北京某著名高校的教授，在翻译英文mencius时，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孟子，而把它译成“门修斯”，俨然是一个洋学者的名字。一时舆论大哗。一位古代汉语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在注释汉代“六经”一词时，以《周礼》为六经之一，是不知汉代的六经中的《礼》究为何物。一本叫做《十三经概论》的专著，在介绍朱熹的“四书”时说：“《大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集注》、《论语章句集注》、《孟子章句集注》。”四种书的书名说错了两对。像这些普普通通的常识问题，就是过去被人们看不起的三家村冬烘先生也不会说错，而我们今天的教授却栽了跟头。至于有些当代学者对那些稍涉深奥的经书内容所作的注释，就更经不起推敲了。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前人明明已经有了正确的解释，只是由于我们没有看懂，以至于闹出郢书燕说的笑话。说起来话长，由于本文不是一篇考据文字，许多例子只好一语带过。笔者担心，这样地闹腾下去，总有一天，所谓的经学专家、国学大师，我们非得到国外去请不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的脸可往哪儿搁！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再次，还得回到“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密切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它是中国文化的源，肯定会被那些现代的“圣之时者”们骂得狗血淋头。但是如果我们说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的或者重要的源头之一，应该没有什么大错吧？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传统。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唯有我们这个民族是对自己的传统最决绝的。一讲到传统，就是反动、落后，就是一团漆黑，就是封建的沉渣，就是现代化的绊脚石……总之，尽可能的往传统的脸上抹黑，抹得越黑，自己就越革命，就越现代化。殊不知，他们没有搞清楚，他们抹的这张脸正是自己的脸！天下那有往自己脸上抹黑的人？看看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唯恐自己的传统被中断、被侮辱、被忽视、被边缘化，总是想方设法地保护、延续、研究、宣传、推广，甚至不惜诉诸武力献出生命。为什么人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此钟爱？因为他们懂得，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最有力武器就是自己的传统。一个有力量的民族，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一个永远不败的民族，决不会盲目地抵制一切外来文化，但是应该让外来的文化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不是使自己的文化传统迷失在外来文化的大海里。就像当年的大唐气象，就像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的汉化。如果把自己的传统贬得一无是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与外人、外族平等对话的呢？欧洲有一个很知名的汉学家，在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现象时发出疑问：现在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为什么中国人自己把自己丢失了？是的，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抛弃了，就像一个人把自己的灵魂掏空了一样，没有了立足之基，没有了归依，那就只配作奴隶了。现在，我们之所以还要读经，不就是为了延续自己的文化，保存自己的传统吗？不许读经，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我们的传统现在已经是“不绝如缕”了，就那么一缕依稀可见的香火，还要把它掐死，何苦呢？呜乎哀哉！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当我们昂首阔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也明白，经学不可能“再振雄风”，“重现辉煌”了。但无论如何，作为文化遗产，总该有经学的一席之地吧。如果我们视经学为国脉所在有所不妥，那么，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打入冷宫、置之高阁恐怕亦非上策。笔者自知属于不配谈读经之列，之所以厚颜在此聒噪者，是觉得此事体大，义不得沉默，聊贡拘墟之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