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总得有人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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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王彬彬《我们是否配谈读经》一文(下称王文,见《中华读书报》200498日第10版),想谈点不同看法。不当之处,欢迎批评。

  两点疑问。

  疑问之一:既然我们是否配谈读经已经成了问题,那么谁们配谈读经?据王文,胡适自谓不配,傅斯年自谓不配,就连大师王国维似乎也不配。至于

 

三家村的教书先生就更甭提了。为什么?因为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就拿王国维来说,他也承认自己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这样说来,似乎配谈读经的人,必须是对经书全懂全通的人,否则就没有资格。这就难了。据我们所知,郑玄是集汉代经学大成的大师,他就不是全懂全通。这表现在,第一,有时候他明白表示自己对经书上所讲的内容未闻;第二,有时候他自以为搞懂了实际上并未真正搞懂,因而受到后人的批评。为了文章简洁,例子就不举了。朱熹是集宋代经学大成的大师,他也不是全懂全通。这表现在,第一,有时候他明白表示自己对经书上所讲的内容未详,第二,有时候他自以为搞懂了实际上也并未真正搞懂,因而也受到了后人的批评。为了文章简洁,例子也就不举了。按照王文提出的标准,就连郑玄、朱熹这两位大师级人物也不配谈读经。郑玄、朱熹这两位也不配,在我国历史上似乎再也找不到配的人了。走投无路之际,忽然想到了孔子,这可是儒教的教主啊。但孔子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的话,似乎这位教主也有搞不懂的地方。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谈到《易经》时说:孔子自称假年以学,相传还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得这书自古已称难懂了。这至少说明,连教主孔子在读《易经》时也感到颇为吃力。这表明,孔子也不是全懂全通,所以连作为儒教教主的孔子也不配谈读经。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这个配谈读经的标准是否合理的问题呢。窃以为,配谈读经与否与懂得经的多少似乎没有必然联系。以甲骨文为例,据朱凤翰《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几代甲骨学者的持续钻研,迄今已发现的5000余个殷墟甲骨文字中,已有1000多个字被识出,且获公认。(见《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这就是说,获得公认的仅1000馀字,仅占已发现字数的大约五分之一,这比起半懂半不懂的六经来,更是等而下之。试问,我们是不是就因此也不配谈甲骨文?读书的目的本来就在于变不懂为懂,变不知为知,不配论似乎与此宗旨有悖。实际上,正因为经书上的问题多,所以才更须要读呀。因为懂得少就不读了,这不是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吗!

  疑问之二:既然我们是否配谈读经已经成了问题,那么言外之意,谈读史、谈读子、谈读集还是配的。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我们常说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并不是泾渭分明,整齐划一,而是错综杂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经书,由于历史的原因,其渗透性特强(也可以说是受到特别青睐),遍及史部、子部、集部书。其渗透方式,或明或暗,或整篇整段,或片言只语。遇到这种情况,可该怎么办?譬如说,史部书中的《史记》,其《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里,都引用了不少《尚书》的话,我们在读《史记》时怎么办?隔过去,不读它?子部书中的《荀子》,其《礼论》篇的文字与《礼记·三年问》基本相同,其《乐论》中的内容部分与《礼记·乡饮酒义》相同,怎么办?还读不读?集部书中的《欧阳修全集》,其中收有《经旨》一卷、《易童子问》三卷,涉及《易经》、《诗经》、《春秋》等经,我们是读也不读?这里说的还是大段大段的明引,容易发现,还有许许多多片言只语的暗引,稍有疏忽,就会从我们眼皮底下滑过去。质言之,对于这些渗透到史部、子部、集部书中的经,还读不读?不知道胡适等先生对这种情况将怎样处理?有何良策?

  一点看法。

  我们认为,经书,总得有人去读它。为什么呢?

  咱们先说正面的道理。范文澜在其《经学讲演录》中劈头的一句话就是: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我们想,这句话恐怕很少会有人反对,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譬如说,大而言之,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其中的小康一词,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来说,即是出自十三经中的《礼记·礼运》。小而言之,花圈上为什么要写一个字?这也是一个经学问题。简单地说,是葬前之祭。下葬以后的祭祀活动,才叫做,不能叫。详见《周礼》、《仪礼》等书。这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习焉不察。再如,我国一些著名高校的校训,也是采自经书。例如,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就出自《易经》。自强不息,出自《乾》之《大象》;厚德载物,出自《坤》之《彖辞》。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出自《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东南大学的校训止于至善四字,出自《礼记·大学》。仅从以上举例来看,范文澜所说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确是不刊之论。解放前,朱自清先生写过一本叫做《经典常谈》的小册子,主要介绍的就是儒家经典。80年代,三联书店重印此书,叶圣陶先生写了一篇《重印〈经典常谈〉序》,其中写道:在高等教育阶段,学习文史哲的学生就必需有计划地直接跟经典接触,阅读某些经典的全部和另外一些经典的一部分。那一定要认认真真地读,得到比较深入的理解。这番话我们很赞成。

  其次再说反面的教训。由于人们多年来冷落经学,结果闹出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北京某著名高校的教授,在翻译英文mencius时,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孟子,而把它译成门修斯,俨然是一个洋学者的名字。一时舆论大哗。一位古代汉语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在注释汉代六经一词时,以《周礼》为六经之一,是不知汉代的六经中的《礼》究为何物。一本叫做《十三经概论》的专著,在介绍朱熹的四书时说:《大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集注》、《论语章句集注》、《孟子章句集注》。四种书的书名说错了两对。像这些普普通通的常识问题,就是过去被人们看不起的三家村冬烘先生也不会说错,而我们今天的教授却栽了跟头。至于有些当代学者对那些稍涉深奥的经书内容所作的注释,就更经不起推敲了。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前人明明已经有了正确的解释,只是由于我们没有看懂,以至于闹出郢书燕说的笑话。说起来话长,由于本文不是一篇考据文字,许多例子只好一语带过。笔者担心,这样地闹腾下去,总有一天,所谓的经学专家、国学大师,我们非得到国外去请不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的脸可往哪儿搁!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再次,还得回到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密切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它是中国文化的源,肯定会被那些现代的圣之时者们骂得狗血淋头。但是如果我们说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的或者重要的源头之一,应该没有什么大错吧?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传统。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唯有我们这个民族是对自己的传统最决绝的。一讲到传统,就是反动、落后,就是一团漆黑,就是封建的沉渣,就是现代化的绊脚石……总之,尽可能的往传统的脸上抹黑,抹得越黑,自己就越革命,就越现代化。殊不知,他们没有搞清楚,他们抹的这张脸正是自己的脸!天下那有往自己脸上抹黑的人?看看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唯恐自己的传统被中断、被侮辱、被忽视、被边缘化,总是想方设法地保护、延续、研究、宣传、推广,甚至不惜诉诸武力献出生命。为什么人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此钟爱?因为他们懂得,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最有力武器就是自己的传统。一个有力量的民族,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一个永远不败的民族,决不会盲目地抵制一切外来文化,但是应该让外来的文化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不是使自己的文化传统迷失在外来文化的大海里。就像当年的大唐气象,就像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的汉化。如果把自己的传统贬得一无是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与外人、外族平等对话的呢?欧洲有一个很知名的汉学家,在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现象时发出疑问:现在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为什么中国人自己把自己丢失了?是的,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抛弃了,就像一个人把自己的灵魂掏空了一样,没有了立足之基,没有了归依,那就只配作奴隶了。现在,我们之所以还要读经,不就是为了延续自己的文化,保存自己的传统吗?不许读经,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我们的传统现在已经是不绝如缕了,就那么一缕依稀可见的香火,还要把它掐死,何苦呢?呜乎哀哉!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当我们昂首阔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也明白,经学不可能再振雄风重现辉煌了。但无论如何,作为文化遗产,总该有经学的一席之地吧。如果我们视经学为国脉所在有所不妥,那么,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打入冷宫、置之高阁恐怕亦非上策。笔者自知属于不配谈读经之列,之所以厚颜在此聒噪者,是觉得此事体大,义不得沉默,聊贡拘墟之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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