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28日16:55  中國新聞週刊

                                             身著漢服的浙江嘉興小學生正在吟誦國學名篇

                              鹿鳴學堂一些陪孩子讀經典的家長，聚在一起大聲讀書。

因為不滿既有的學校教育，因為憧憬童年該有的快樂，因為期待全新的未來……越來越多的家長在承載人類文明的經典著作中規劃自己孩子的成長路徑

　　本刊記者／楊正蓮   攝影/甄宏戈

　　春天的北京，午後的陽光，亮得耀眼。來自西安的楊北社和5歲半的兒子在等待離開，下一站是上海，再下一站是浙江。

　　父子倆的這次旅行，為期一個月。他們將拜訪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私塾，看看孩子怎麼教、學堂怎麼運轉。楊北社急於想瞭解怎樣能把私塾辦起來。在家的時候，他教兒子國學，別的家長知道了，也想把孩子送過來，這讓今年47歲的楊北社既高興又緊張：“他們總是說，‘你一個孩子也是帶，兩個孩子也是帶，幫忙把我們的孩子也一起教’。”

　　其實，像楊北社這樣因對孩子進行家庭教育，進而帶動周邊人，甚至創設私塾的人已經遍佈全國各地。因為不滿既有的學校教育，因為憧憬童年該有的快樂，因為期待全新的未來……他們主張孩子在承載人類文明的經典著作中規劃自己的成長路徑。讀儒釋道、讀黑格爾、康得和馬恩著作，讀物種起源進化論，也讀獨立宣言和莎士比亞，甚至爬山習武彈琴跳舞賞畫……“但凡濟世之學、符合人性的統統都學”。

　　“學這些，可能一輩子會(受)用，作為人生中的一盞明燈指引你。”對讀經典頗有心得的楊北社，對於自己的選擇充滿信心。他的兒子、5歲半的楊錦澤，則會如此回應大人的逗問：“我有一個好朋友，經典唄。”

　　私塾未曾斷絕

　　儘管新式學堂已經設立一百餘年，國民政府也在1935年明令各地取締私塾，但私塾從未完全絕跡。即使在日益提速的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鄉土中國的傳統私塾仍然在一部分人群中傳承。僅以湖南平江為例，那裏的私塾一直延續到21世紀，被稱為“中國最後一位私塾先生”的朱執中封館棄教時也已經是2003年年末了。

　　不過，早在朱執中封館之前，許多知名人士已經開始考慮大規模重啟國學經典教育了。1995年，趙朴初、冰心、曹禺、夏衍、葉至善、啟功、吳冷西、陳荒煤、張志公等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第八屆全國政協會議上提交了一份名為《建立幼年古典學校的緊急呼籲》的提案。他們主張儘快建立少量幼年古典學校或者古典班，適當採取傳統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從小背誦歷代重要的文、史、哲名篇，並且從事古文、駢文、詩、詞、曲的寫作實踐。根據這個提案精神，舒乙、王志遠、劉蔭芳等人在1998年牽頭創辦了“北京市聖陶實驗學校”， 試圖“以九年義務教育課程為基礎，以傳統文化素質教育為特色”。

　　那時，台灣也已發起青少年讀經運動。1994年，台中師範大學語教系副教授王財貴開始發放傳單、奔走演說，主張利用13歲以前人生記憶的黃金時期，讀誦中國文化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經典，提升文化修養。讀經典教育的宣導得到廣泛回應，大陸也不例外。

　　1997年10月，王財貴應國際文教基金會之邀前往海南島，在海南航空總部進行了第一場大陸公開讀經典演講。1998年春天，國際文教基金會正式在大陸推廣讀經典教育，成立武漢大方文教兒童中西文化導讀推廣中心，開始全面宣傳讀經典理念。1999年誕生於廈門的紹南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讀經風氣推廣中心，以及2000年底成立的北京四海兒童經典導讀教育中心，都是讀經典推廣的重鎮。他們系統挖掘整理經典文化教育的各個領域，推出教程，舉辦師資培訓和經典文化講座等。

　　來自民間的呼聲和努力，也逐漸得到官方的部分支援。比如，在國際文教基金會大陸推廣的前沿陣地天津，兒童讀經典就得到了時任天津河西區的副區長張俊芳的大力支持。1998年4月，在河西區舉行的第一場演講會就來了30多位校長。他們不僅推選實驗單位，還舉辦兒童導讀活動展示會，編印導讀實驗成果集。

　　更大規模的支援，則來源於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組織扶助農村貧困失學兒童的“希望工程”。1998年初，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決定推動“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組織孩子每天用15～20分鐘的時間來誦讀中國傳統古詩文中的經典之作，用經典來充實、開發孩子們記憶力的黃金時段，讓中華文化在新一代中國人中傳承。1998年6月，“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正式在全國範圍內啟動，預計10年內組織全國100萬孩子參加。出乎意料的是，各地的學生、家長、教師和地方政府官員都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這項活動，甚至擴展到其他非希望工程學校。

　　讀經“佈道者”

　　自從涉足大陸讀經推廣以後，王財貴越來越頻繁地在全國各地巡迴演講。“每年來大陸三五次，去社區、幼稚園、中學、大學，也有各個縣市政府辦的演講。”2011年3月，《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在北京見到王財貴時，清瘦的他頭髮花白但眼神明亮，回憶起這些經歷語調頗為平和，他說：“至今已講過1000場(演講)，去過33個省份的200個縣市。”

　　這些演講中，最為廣泛傳播的，當屬2001年在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場報告。這個報告號稱“一場演講，百年震撼”，刻錄發行達500萬張，《中國新聞週刊》採訪中接觸到的幾十個人幾乎都會提到這個演講。

　　演講中，王財貴不僅試圖說明教育是非常簡單、非常愉快的事情，還力證孩子本來就是純真純潔而又潛能無窮的，只要不去破壞它、阻礙他就好。他建議從文化的教養做起，認為兒童教育貴在耳濡目染，不需花錢，不需花時間，不需花精神就能培育出有禮貌、有秩序、有素養、有愛心的國民，“教材就是經典，教法就是讀”。

　　“與其教語文課本，不如教《三字經》。但是要學《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詩》，不如讀唐詩。但是與其教唐詩，不如教古文。你若要學古文不如學諸子百家。你要學諸子百家，不如學四書五經。四書五經學會了，諸子百家沒有不會的。四書五經裏邊以四書為標準，四書又以《論語》為開頭，所以中國人要讀的，第一本書就是《論語》。第二本讀《老子》。第三本書讀唐詩。”如此簡便易行而又功效卓著的教育，只要說一句“小朋友，跟我念”就可以了。

　　“接觸到王教授的理論後覺得特有相見恨晚的感覺。”如同其他成千上萬的家長一樣，西安的楊北社毫不諱言自己是這種教育方法的受益者，他就這樣開始教兒子讀經典。如今，他的兒子只有5歲半，卻是既會鬧跳也能靜得下去，甚至可以跟著大學生一起坐著上完一天六節的培訓課，“不是天生的，是培養出來的”。

　　如此曉暢明白的教育方法，再加上孜孜不倦的奔走倡議，讀經典的隊伍日益龐大。不過，王財貴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認為這並不是自己提倡才出現的結果，而是人性本來的願望，“我只是去喚起、點明，而且我不是用我的見解和我的觀點說服人，只是點醒人性”。上海孟母堂的創辦人周應之也認為私塾其實是一個很自然的產生，“一群人想要讀書，一群人想以這種方式來教書”。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在採訪中也發現，很多人在知道王財貴之前就已經開始嘗試讀經典了，而宣稱擁有傳統文化情懷的人更是不計其數。就連西安的楊北社，這位元畢業于西北大學化學專業的北方漢子，也對能夠寫出漂亮毛筆字、說話總是之乎者也的爺爺那一輩人，一直心懷崇敬，“所以我從小也特喜歡”。

　　在波折中孕育力量

　　讀經典的力量在民間不斷發酵，各式私塾學堂應運而生，加上部分基層政府的些許支持，呈現一派火熱景象。但，真正讓讀經典走進公眾視野的，卻是各種不同觀點的激烈交鋒。

　　2004年5月，12冊《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中華孔子學會和中國教育學會委託蔣慶編寫。這套叢書，從四書五經一直選到朱熹、王陽明，全是儒家經典。2004年7月8日，公共知識份子薛湧在《南方週末》發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評蔣慶的讀經運動”，引發讀經大討論。爭論從平面媒體蔓延到網路爭論，捲入其中的學者，還有秋風、朱國華、劉海波、許紀霖、皮介行、袁偉時、王怡、王達三、楊東平、胡曉明等人。至此，醞釀許久的讀經力量，終於浮出水面。

　　事實上，讀經只是讀經典的一部分，對讀經的爭議也讓私塾教育在爭議中前行。2007年上海市松江區教育局試圖叫停上海孟母堂，讓爭論更加廣泛而深入。7月10日，上海《東方早報》以“全日制私塾悄然現身上海 實驗顛覆性教育形式”為題，報導了孟母堂的教學模式，隨後兩天又接連刊發了對孟母堂的報導和評論。媒體的報導，引起了當地教育部門的關注。7月17日，松江區教育局下發告知單，責令孟母堂立即停止“非法教育活動”。孟母堂對此不服，逐條辯解，並試圖通過司法程式力爭生存空間。最終，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將松江區教育局的告知單認定為“一種指導和建議”，“尚未對相關人權利義務產生法律上的實際影響”。

　　這場持續數月的爭論，不僅吸引了媒體的大量關注，也讓私塾和讀經典走進了更多人的生活。當年只有12個學生的上海孟母堂，如今已有50多個孩子，還有十幾個老師和家長。“我們以讀書為樂，大大小小的一群人集中在一起，形式上是一個家庭，完全是以學習為主要目標的家庭。”周應之在電話中接受《中國新聞週刊》的採訪時表示，他們更像過去的一個大家庭。在那之後，僅以“孟母堂”冠名的私塾，就在多個城市先後出現。

　　這期間，西安的楊北社也是無意中走進讀經典隊伍的家長之一。不惑之年才喜得愛子的他，天天抱著兒子唱兒歌，結果孩子半歲的時候就會叫爸爸了。為了在孩子最好的年齡學到最好的東西，在西安電信一家研究所上班的他，每天下班回家就教兒子讀經典，“剛開始時間短一點，一個小時左右，後來就兩個小時。”

　　這位語氣溫和而又堅定的父親，按照自己的理解已經陪著兒子學完了蒙學、唐詩、四書，還學了珠心算、毛筆字和英文經典誦讀系列。目前，他們正在看臺灣版的《學庸論語》，“他再學一年左右就可以看《資治通鑒》和《史記》，直接看原版的。”一絲不易察覺的驕傲悄悄爬上這位父親的臉頰：“將來他就直接進入中華民族的，嘖，真正的寶庫裏面去了。”  ★

　　私塾：我的教育我做主

　　教育的改革不光是校內的改革，更應是整個社會人群思想的改革，應該鼓勵民間參與，讓教育回歸民眾

　　本刊記者／楊正蓮

　　儘管謀求官方承認和支持，仍被一些人視為私塾生存發展的必經之途，有人甚至主張把經典教育納入體制內的課程安排，但眼下私塾的活力和獨特價值恰恰在於其不拘一格、千姿百態的教育多元化。姑且不論人文經典和私塾的是非爭議，單就來自民間各個階層廣泛參與所引燃的教育熱情，以及人們對教育的思考和實踐來看，這種民間教育生態無疑也是可貴的。

　　絕大多數國家的義務教育體系，是隨著現代國家的建設確立下來的，成為國家建設發展的組成部分。中國也不例外。在非同尋常的工業化、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教育的經濟功能不斷被發掘和加強，力圖培養與現代化社會相適應的人格，並用現代技術知識武裝個體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尤其在發展中國家，教育扶貧曾一度被寄予厚望。

　　然而，這種批量生產式的教育，無可避免地會塑造出高度同質的人才。儘管創新性思維一再被強調，但在同質教育的體系下，各種努力均被證明收效甚微。

　　比同質化更為隱蔽但也更具破壞性的，則是個體個性的壓抑和摧毀。無法適應者很容易出現極端嚴重的心理問題。當孩子把復仇的刀與劍刺向親生父母或者老師時，當豆蔻年華的孩子絕望地自我終結生命時，人們對教育的叩問從未停止。

　　比極端案例更為普遍的，則是人們對諸多社會亂象的不滿，比如啃老，比如道德失範等等。

　　在深圳梧桐山，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李姓律師道出創辦學堂的初衷，就是培養自家兄弟姐妹的下一代，“這(下一代)裏面沒有一個我覺得滿意的，我有個侄女罵她媽媽是畜生、虛偽、偽君子。”3月25日下午，一位在天謙學堂諮詢兒童讀經的家長甚至抱怨：“現在的教育把人弄得都不是人了，跟動物沒區別了。”

　　一種制度一旦形成就有其慣性，儘管有諸多不合理之處，突然改變也會造成更大的不合理。但是，作為個體和家庭卻應該擁有自己選擇改變的權利和空間，人們應該選擇適合自己的教育。眼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大膽地邁出這一步，他們寧可把孩子從學校的課堂上帶走，自己在家教育，讀經典和私塾只是這些自主教育的方式之一，而且越發達的城市就越盛行。

　　僅就私塾和讀經典教育而言，雖然中外經典是他們學習的主要內容，但是各家學堂各個家長對內容的選擇和安排卻不盡相同。

　　在深圳梧桐山，有的學堂不教佛經和與宗教有關的東西，有的學堂主張要老實讀國學經典不必浪費時間在其他項目上，有的學堂卻認為應該融入才藝培養；有的提倡以素食為主，有的主張要順其自然合乎人性……種種細微的區別，既體現了私塾主辦者的個人特質和資源稟賦，也為家長們提供了更多選擇的空間，那裏的孩子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學堂之間流動。他們不僅可以用腳投票激勵創辦者們提升品質，還可以坐下來一起商談如何才能做得更好，終極目標是更好地實施教育以利於孩子的成長。

　　“教育其實是人對於屬於自身教育資源的綜合運用，這個時代大家都有自己的路徑，大家都有自己的思考。”上海孟母堂的創辦者周應之認為，教育的改革不光是局限於學校內的改革，而是整個社會人群思想的改革，鼓勵民間參與，教育應該回歸民眾。

　　“教育的多元性很重要，本來就應該開放給社會，進行自我教育，教出一些有特殊才華的孩子。”一直致力於兒童讀經教育推廣的台灣學者王財貴也認為，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做法和自己的理想，許多家庭就有許多模式，培養各方面的人才，這才是國家長治久安之策，“本來政府應該發給在家自學孩子費用，現在只要創造條件支持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