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　当代散文作家，1935年出生于辽宁盘山。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兼任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学校中文系教授。出版有散文随笔集《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何处是归程》、《淡写流年》等十几种。其中《春宽梦窄》曾获在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奖”。

     谈到我的经历，有些朋友常常不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不管是乡村、城市，早都办起了学校，为什么会读了那么多私塾？我的答复很简单：环境、条件使然。

     我的故乡在辽西的医巫闾山东面一个名叫“大荒”的村落里。当时的环境，是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日本“皇军”和伪保安队不敢露面，那里便成了一处“化外”荒原，学校不要说兴办，当地人见都没有见过。说到条件，就要提到我的一位外号“魔怔”的族叔。他很有学问，但由于他性格骨鲠，不行于时，靠着家里的一些资产，刚到四十岁便过上了乡下隐居的生活。他有一个男孩，小名唤作“嘎子”，生性顽皮、好动，三天两头招惹是非。魔怔叔自己没有耐心管教，便延聘他早年的朋友、有“关东才子”之誉的刘壁亭来做私塾先生。我便也一同上了学。这样，我们这两个疯淘疯炸的顽童，便从“百草园”来到了“三味书屋”。其时为1941年春，当时我刚满六岁，嘎子哥大我一岁。

     私塾设在魔怔叔家的东厢房。这天，我们早早就赶到了，嘎子哥穿了一条红长衫，我穿了是绿长衫，见面后他就要用墨笔给我画“关老爷”脸谱，理由是画上的关公穿绿袍。拗他不过，只好听从摆布。幸好，魔怔叔陪着老先生进屋了。一照面，首先我就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个老先生怎么这么黑呀！黑脸庞，黑胡须，黑棉袍，高高的个子，简直就是一座黑塔。

     魔怔叔引我洗净了脸盘，便开始举行“拜师仪式”。程序很简单，首先向北墙上的至圣先师行三鞠躬礼，然后拜见先生，把魔怔叔事先为我们准备好的礼物（《红楼梦》里称之为“贽见礼”）双手奉上，最后两个门生拱手互拜，便算了事，接着，是先生给我们“开笔”。听说我们在家都曾练习过字，他点了点头，随手在一张红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文章得失不由天”七个大字，然后，我们俩各自在一张纸上摹写一遍。这样做的意义，我想，是为了掌握学生写字的基础情况，便于以后“按头制帽”，有的放矢。

     先生见我们在家都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便从《千字文》开讲。他说《三字经》中“宋齐继，梁陈承”，讲了南朝的四个代，《千字文》就是这个梁朝的周兴嗣作的。梁武帝找人从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字帖中选出一千个不重样的字，然后，让文学侍从周兴嗣把它们组合起来，四字一句，合辙押韵，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一个通宵过去，这《千字文》出来了，周兴嗣却累得须发皆白。先生说，可不要小看这一千个字，它从天文、地理讲到人情世事，读懂了它，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基本的概念。

     当时，外面的学堂都要诵读伪满康德皇帝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国民训》，刘老先生却不去理会这一套。两个月过后，接着给我们讲授“四书”。书都是线装的，文中没有标点符号。先生事前用蘸了朱砂的毛笔，在我们两人的书上圈点一过，每一断句都画了句号。先生告诉我们，这种在经书上断句的工作，古人叫做“离经”，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

     先生面相严肃，令人望而生畏，人们就根据说书场上听来的，送给他一个“刘黑塔”（实际应为“刘黑闼”）的绰号。其实，他为人正直、豪爽，古道热肠，而且饶有风趣。当我们读到《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两位教书先生“找得”的故事——

     一位先生把这段书读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发觉少了一个“得”字。一天，他去拜访另一位塾师，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纸块，上面写个“得”字。忙问：“此字何来？”那位塾师说，从《大学》书上剪下来的。原来，他把这段书读成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末了多了一个“得”字，就把它剪了下来，放在桌上。来访的塾师听了十分高兴，说，原来我遍寻不得的那个“得”字跑到了这里。说着，就把字块带走，回去后，贴在《大学》的那段书上。两人各有所获，皆大欢喜。

     书中奥义无穷无尽，尽管经过先生讲解，也还是不懂的居多，我就一句句地请教。比如读到《论语》，我问：夫子说的“四十而不惑”应该怎么理解？他说，人到了四十岁就会洞明世事，也能够认清自己了，何事做得何事做不得，何事办得到何事办不到，都能心中的数；再过一些年就是“五十而知天命”，便又进入一个新的境域。但有时问到了，他却说，不妨先背下来，现在不懂的，随着世事渐明，阅历转深，会逐渐理解的。

     读书生活十分紧张，不但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安排自习，温习当天的课业，以增强理解，巩固记忆。那时家里都点豆油灯，魔怔叔特意买来了一盏汽灯挂在课室，十分明亮。没有时钟，便燃香作记。一般复习三排香的功课，大约等于两个小时。散学后，家家都已息了灯火，偶尔有一两声犬吠，显得格外瘆人，我一溜烟地往回跑着，直到看见母亲的身影，叫上一声“妈妈”，然后扑在她的温暖的怀里。

     早饭后上课，第一件事，便是背诵头一天布置的课业，然后讲授新书。私塾的读书程序，与现今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它不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把它记牢，而是，先讲解，再背诵，在背诵的基础上，反复玩味，进而加深。魔怔叔说得很形象：“这种做法和窃贼偷东西类似，先把偷到的财物一股脑儿抱回家去，然后，再打开包袱一一细看。”

     有一句古语，叫“熟读成诵”。说的是，一句一句，一遍一遍地把诗文吞进口腔里，然后再拖着一种腔调大声地背诵出来。拙笨的方法常能带来神奇的效果，渐渐领悟，终身受用。不过，这一关并不好过。到时候，先生端坐在炕上，学生背对着他站在地下，听到一声“起诵”，便左右摇晃着身子，朗声地背诵起来。遇有错讹，先生就用手拍一下桌面，简要地提示两个字，意思是从这里开始重背。背过一遍之后，还要打乱书中的次序，随意挑出几段来背。若是不做到烂熟于心，这种场面是难以应付的。

     我很喜欢背诵《诗经》，重章迭句，反复咏唱，琅琅上口，颇富节奏感和音乐感。诵读本身就是一种欣赏，一种享受。可是，也最容易“串笼子”，要做到“倒背如流”，准确无误，就须下笨功夫反复诵读，拼力硬记。好在本版的《诗经》字大，每次背诵三页左右，倒也觉得负担不重，可以照玩不误；后来，增加到五页、八页；特别是因为我淘气，先生为了用课业压住我，竟用订书的细锥子来扎，一次带起多少页来就背诵多少。这可苦了我也，心中暗暗抱怨不止。

     我原以为，只有这位“黑先生”（平常称他“刘先生”，赌气以后就改口叫他“黑先生”，便也只于背后去叫。）才会这样整治生徒；后来，读了国学大师钱穆的《八十忆双亲》的文章，方知“天下塾师一般黑”。钱先生是这样记述的：“翌日上学，日读生字二十，忽增为三十。余幸能强记不忘，又增为四十。如是递增，日读生字至七八十，皆勉强记之。”塾师到底还有办法，增加课业压不住，就以钱穆离座小便为由“重击手心十掌”。“自是，不敢离座小便，溺裤中尽湿。”
     我的手心也挨过打，但不是用手掌，而是板子，榆木制作，不甚厚，一尺多长。听人说，木板尿涂浸过，再用热炕猛烙，便会变得酥碎。我和嘎子哥就趁先生外出，如法炮制，可是，效果并不明显。

     塾斋的窗前有一棵三丈多高的大树，柔软的枝条上缀满了纷披的叶片，平展展地对生着，到了傍晚，每对叶片都封合起来。六月前后，满树绽出粉红色的鲜花，毛茸茸的，像翩飞的蝶阵，飘动的云霞，映红了半边天宇，把清寂的塾斋装点得浓郁中不乏雅致。深秋以后，叶片便全部脱落，花蒂处结成了黄褐色的荚角。在我的想象中，那一只只荚角就是接引花仙回归梦境的金船，看着它们临风荡漾，心中总是涌动着几分追念，几分怅惘。魔怔叔说，这种树的学名叫做“合欢”，由于开的花像马铃上的红缨，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马缨花。

     马缨花树上没有挂着马铃，塾斋房檐下却摆动着一串风铃。在马缨花的掩映中，微风拂动，风铃便发出叮叮咚咚的清脆的声响，日日夜夜，伴和着琅琅书声，令人悠悠竟远。栖迟在落花片片、黄叶纷纷之上的春色、秋光，也就在这种叮叮咚咚声中，迭相变换，去去来来。

     先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他很重视书法教学，从第二年开始，隔上三五天，就安排一次。记得他曾经讲过，学书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也是对艺术的欣赏。这两方面不能截然分开，比如，接到一封字体秀美、渊雅的书信，在了解信中内容的同时，也往往为它的优美的书艺所陶醉。

     学写楷书，本来应该严格按照摹书与临书的次序进行。就是，先要把“仿影”铺在薄纸下面，一笔一笔地描红，熟练了之后，再进入临帖阶段。由于我们都具备了一定的书写基础，先生就从临帖教起。事先，他给我们写好了两张楷书的范字，记得是这样几句古文：“幼怀贞繁，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性。”“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嘱咐我们，不要忙着动笔，先要用心琢磨，反复审视，（他把这称作“读帖”，）待到谙熟于心，再比照着范字，在旁边一一去临写。他说，临帖与摹帖不同，摹帖是简单的模仿，临帖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创作，必须做到眼摹、心悟、手追。练习书法的诀窍在于心悟，读帖是实现心悟的必由之路。

     我们在临帖上下过很大工夫。先是“对临”，就是对着字帖临写。对临以形为主，先生强调掌握笔技巧，注意用笔的起止、转折、顿挫，以及章法。结构。然后实行“背临”，就是脱离字帖，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去临写。背临以意为主，届时尽力追忆读帖时留下的印象，加上自己的理解与领悟。而后，他又从书局为我们选购了一些古人的碑帖模板，供我们临摹、欣赏。他说，先一后众，博观约取，学书、学诗、作文都应该这样。

     老先生有个说法：“只读不作，终身郁塞。”他不同意前人王筠《教童子法》中有的观点，认为王筠讲的儿童不宜很早作文，才高者可从十六岁开始，鲁钝者二十岁也不晚，是“冬烘之言”。老先生说，作文就是表达情意，说话也是在作文，它是先于读的。儿童如果一味地读书、背书，头脑里的古书越积越多，就会食古不化，把思路堵塞得死死的。许多饱学的秀才写不出好文章，和这有直接关系。小孩子也是有思路的，应该及时引导他们通过作文进地表达情意、思索问题的训练。

     为此，在“四书”的结业后，讲授《诗经》、《左传》、《庄子》、《纲鉴知录》之前，首先讲授了《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而后就练习作文和写诗。他很重视对句，说对句最能显示中国诗文的特点，有助于分别平仄声、虚实字、丰富词藏，扩展思路，这是诗文写作的基本功。他找出来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和康熙年间车万育的《声律启蒙》，反复进行比较，最后确定讲授李氏的《对韵》。这样，书窗里就不时地传出“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的诵读声。

     他还给我们讲，对句讲究虚字、实字。按传统说法，名词算实字，一部分动词、形容词也可以算是实字，其余的就算虚字。这种界限往往不是很分明的。一句诗里多用实字，显得凝重，但过多则流于沉闷；多用虚字，显得飘逸，过多则流于浮滑。唐代诗人在这方面处理得最好。

     先生还常常从古诗中找出一个成句，让我们给配对。一次，正值外面下雪，他便出了个“急雪舞回风”的下联，让我们对出上联。我面对窗前场景，想了一句“衰桐摇败叶”，先生看了说，也还可以，顺手翻开《杜诗镜铨》，指着《对雪》这首五律让我看，原句是：“乱云低薄暮”。先生说，古人作诗，讲究层次，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浮动，次写回旋的风中飞转的急雪，暗示诗人怀着一腔愁绪，已经独坐斗室，对雪多时了。后来，又这样对过多次。觉得通过对比中的学习，更容易领略诗中三味和看到自己的差距。

     秋初，一个响晴天，先生领我们到草场野游，回来后，让以《巧云》为题，写一篇五百字的短文。我把卷子交上去，就注意观察先生的表情。他细细地看了一遍，摆手让我退下。第二天，正值旧历八月初一，民间有“抢秋膘”的习俗，父亲请先生和魔怔叔吃饭。坐定后，先生便拿出我的作文让他们看，我也凑过去，看到文中画满了圈圈，父亲现出欣慰的神色。

     原来，塾师批改作文，都用墨笔勾勒，一般句子每句一圈。较好的每句双圈，更好的全句连圈，特好的圈上套圈。对欠妥的句子，勾掉或者改写，凡文理不通、文不对题的都用墨笔抹去。所以，卷子发还，只要看圈圈多少和有无涂抹，就知道作文成绩如何了。

     私塾不放寒假，理由是“心似平原野马，易放难收”。但进了腊月门之后，课业安排相对地宽松了一些。因为这段时间没有背诵，晚自习也取消了，我便天天晚上去逛灯会，看高跷。但有时，先生还要拉我们命题作诗，或者临机对句，也是很难应付的。

     我从六岁到十三岁，像顽猿箍锁、野鸟关笼一般，在私塾里整整度过了八个春秋，情状难以一一缕述。但是，经过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当时的那种凄清与苦闷，于今已在记忆中消融净尽，沉淀下来的倒是青灯有味、书卷多情了。而两位老师帮我造就的好学不倦与迷恋自然的情结，则久而益坚，弥足珍视。

      “少年子弟江胡老”。半个世纪过去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那繁英满树的马缨花，那屋檐下空灵、轻脆的风铃声，仿佛时时飘动在眼前，回响在耳边。马缨花——风铃，风铃——马缨花，永远守候着我的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