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 1918年生,湖南人。抗日时期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编辑、专栏作者。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采访。建国后曾在新华社、中宣部、北京大学、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1982年从新华总社副社长职位上退休。近年来致力于写作杂文、随笔。
我想写的是:建议读者看重背诵,最好从小开始背诵一些东西,因为我在这方面是吃过大亏的。一则,小时候背熟了的一辈子记得住;二则,更重要的是,记忆力是需要培养,需要锻炼的,背诵是最现成的好办法。过目不忘的人确实有,那种人得天独厚,但是为数不多。
我不是个很笨的人。拿记忆力来说,本也不算太坏,问题在于我不仅没有有意识地加以培养,反而以不记忆为荣,以记不得自喜。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人吗?我写过一篇小文章——《我要埋怨三个人》,其中的一位,是我初小时期的柳老师。请他在天之灵宽恕我,宽恕我把责任推给他。因为不抬出他老人家来,这件事说不清。这位柳老师很严厉,背不出书的要打手心,是真打,不是做做样子吓人的。他的儿子也在我们班上,他打得特别凶,但是他惟独不打我。同学们当然不平,有一天便鼓噪起来:“李某某也背不出,老师为什么不打他?”正当我惶惶然不知所措的时候,柳老师一脸正气,凛然说道:“背书是为了作文,李某某作文好,我为什么要打他,你们要向他学。”
请读者诸君想想看,当时我多么高兴啊!后来我才知道伯乐识得出千里马这个典故,其实那时与其说是柳老师发现了我这匹千里马,不如说是我发现了我自己,一是发现自己作文好,二是发现我背不得书不仅没有什么不好,而且背不得有理,背不得光荣之至。
我今年吃八十四岁的饭,回想这几十年来,在通常情况下,我可以说没有一天离开过书本,但是阅读很不认真。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翻得倒是挺快,几乎像个才子,不过书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却只有隐隐约约的印象。别人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我是读的时候根本没有装进去。顺便说一句,最近这十多二十年来,我很勤奋,很用功。要是从小就这样,我这个人也许会很了不起的。现在我补课认真阅读,间或练习背诵格律诗,还是有点好处。可以说我现在每天都能享受学到一些新知的快乐,记忆力似乎也有所长进。所以我很高兴地说:只要想进步,永远不太迟。
有一次我同我的一位亦师亦友的老朋友黎澍谈天,他是大历史学家、思想家,文章也写得很漂亮。我说起我这段经历,他说,那可真糟,他的老师却很看重背诵,叫他们背《水浒传》;说着说着他就背起来,真正如俗话所说,滚瓜烂熟。我大吃一惊,没听说长篇小说也是可以背诵的。难怪他中学时期的同学都佩服他记忆力好,他喜欢辩论,引经据典,张口就来,不用查书。他同钱钟书是好朋友,两位大学者探讨学问,旁征博引,也都如探囊取物。钱钟书对人说过,他年轻的时候确实过目不忘,我想那真是天赋。至于黎澍,禀赋固然不错,小时候背诵《水浒传》之类的锻炼,对于加强他的记忆力,想必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旧时代的所谓读书人,必须背四书、背古文。直到二十世纪初年新式学校兴起以前,青少年只有那一门课,没有史地、数理化之类。那时候有些人学古文的方法,是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贴在墙上,背熟了之后天天揣摩钻研。那些文章一般都不长,每篇不过千把两三千字。这样精心背诵揣摩的文章,我猜想一辈子大概也不可能很多。
现在背什么好?我建议背《千家诗》,现在有新编的版本,最好从三四岁开始。去年老友侯祥麟院士九十初度,寿宴上他那个三岁多的外孙女背了好几首唐诗,背完一首自己先鼓掌。什么“故人西辞黄鹤楼”,什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她当然一点也不懂,这没关系。我的意思还是那两句话:将来懂了用处很大,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记忆力。格律诗讲究平仄,又必须押韵,因此极便吟唱。孩子们背起来琅琅上口,像唱儿歌一样。那天我跟着她背,跟着她鼓掌,玩得十分痛快;同时得到了很大的启发,随后我买了好几本《千家诗》,分送给亲戚家的小孩子。
附记: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我才知道,大历史学家钱穆背得《三国演义》,这是背得出长篇小说的又一例,看来他全本都能背,随便你指哪一段,这对于我又是一条大新闻。我是刚刚从林谷《说钱穆》一文中读到的。作者从钱穆的书《八十忆双亲》引用了一段,照抄如下:
一客忽言:“闻汝能背诵三国演义,信否?”余点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试否?”余又点首。又一客言:“当由我命题。”因令背诵兼表演,为诸葛亮,立一处;为张昭诸人,另立他处。背诵既毕,诸客竟向先父赞余,先父唯唯不答一辞。翌日之夕,杨四宝又挈余去,先父亦不禁。路过一桥,先父问:“识桥字否?”余点头曰:“识。”问:“桥字何旁?”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余答曰:“识,马骄字。”先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余又点首曰:“知。”先父因挽余臂,轻声问曰:“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余闻言如震雷,俯首默不语。
摘自 守拙的部落格 zsljingdian.blog.tiany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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