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从周（1918——2000），中国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大家。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人。早年学习文史；后专门从事古建筑、园林艺术的教学和研究，成绩卓著；对国画和诗文亦有研究。尤其对造园具独到见解。

     我是五岁破蒙，读的是私塾，又名蒙馆，人数不过七八人，从早到晚就是读书背书，中午后习字，隔三天要学造句。没有暑假、寒假、星期天，只有节日是休息的，到年终要背年书，就是将一年所读的书全部背出来方可放年学。当时的生活是枯寂的，塾师对学生的责任感是强的，真是一丝不苟。

家庭教育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八岁丧父，母亲对我这个幼子，既尽慈母爱子之心，又兼负起父责，她要我每晚灯下记账，清晨临帖练习书法，寒暑不辍。

我对老姑丈陈儒英先生是垂老难忘的。父亲去世后，我十岁那年妈妈将我送入一所美国人开的教会小学上学，插入三年级，但是我家几个弟兄的中文根底，却是老姑丈打下的。他是一位科举出身的老秀才。妈妈将我们几个弟兄托付了他，因此我每天放学后要读古文，星期天加一篇作文，洋学堂外加半私塾。

记得我幼年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千家诗》，至今篇篇都很熟悉，那是得益于当年的背诵。当时有些篇章也一知半解，但我都背出来，等以后再理解。比如《幼学琼林》这本书，就是我在私塾中由老姑丈亲授的，书中有许多人物传略、历史、地理常识等。那时我虽然不完全懂得其中的内容，但总觉得音节很美，上口容易，我就天天背诵，长大后就豁然贯通了。

想不到就是这本《幼学琼林》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及园林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一本最概括的索引。要不是我孩提时代背熟了这本书，长大后需要检索类书就十分不方便了。

少年时的博闻与强记，是增加、丰富知识的最好时光。我记得那时旧式人家有门联、厅堂联、书房联、字屏及匾额。写的都是名句、格言等，朝夕相对，自然成诵。有时还了解了这些文人学者的成就及身世。至今老家的许多联屏，我还能背得一字不差。一处乡土有一处的历史，父老们在茶余酒后的清谈，使我得到很多的乡土历史知识，有时我还结合自己的学习，做点小考证。初中时，我已能参考点地方文献，写些传闻掌故之类的文章，开始投稿。赢得老师的好评，今日看来这些文章当然是相当幼稚的。

我中学时所读的语文课本，大多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教科书，所选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古文、语体文。古文中有经书的片段，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晚明小品以及诗词等。语体文有梁启超的、鲁迅的、胡适的、陈衡哲的、朱自清的、徐志摩的。总之，从篇目中已能看出中国文学史上的缩影。我早年一度做过浅薄的文学史研究工作，回想起来是得益于中学语文教师的严格训练与教育。他们不但讲解课文深入透彻；而且最重要的方法是要求学生把课文背出来，所以文学史上的一些精彩篇章全在我肚中了。例如《礼记•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梁启超的《志未酬》：“但有勤奋不有止，言志未酬便无志。”等佳句就起了指导学生怎样做人的作用。鲁迅的《阿Q正传》，朱自清的《背影》，这两篇文章学了后使我认识到旧社会的可憎，父子之情的伟大。还有名人传记，都教育学生要效法好的榜样。而那些琅琅上口的唐诗宋词，读起来比今天的“流行歌曲”不知要感人多少倍。那时的老师讲得透，学生背得熟，一辈子受用无穷。

以后在大学学习，也没有废弃背书一节。考试时如果没有背的功夫，也考不上高分。

今天大家学外文的劲头是大了，应该说是好现象。然而对祖国的语文，去背的人相对地差劲一些。我曾向中央反映过，考研究生，语文应是主试内容之一。不论哪种专业，大学一年级还是要读语文的，如果没有祖国文字的表达能力，就是说，怀才无口，终等于零。

如今计算机普及了，但不能使人脑退化。现在的电子计算器使用很方便，数据复印固然好，但中学语文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仍不能放松。学语文，名篇不背，人脑的记忆功能不就退化了?读书人应尽量利用人的记忆功能，尤其是中小学生，学语文不读不背是不行的，作文光写点体会也是不行的。

谚语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里说的是重在“熟读”两字。学语文，不读不背不理解，要想做好文章，凭你的语法学得再好，也如缘木求鱼。

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学习语文的方法，它培养了无数的文人学士，我们不能轻易地抛弃啊！

          转自 守拙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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