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对读经者”之总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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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教育界在本年(2006年)七八月间,发生了「孟母堂」事件。「孟母堂」是上海一个「读经在家自学学园」,遭受到教育局教育委员会的「下令停办」,引来全国性的关切和讨论。

    有一个「宓山行者」,在网络上说:「这一闹剧,从长远看显然是好事。相信这一事件,将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历史标志。」

    我推广读经多年来,媒体采访记者,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你做这样不合时宜的事,一路走来,一定很艰辛,有没有遭受什么挫折?」我总是回答:「一帆风顺,势如破竹,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满心喜悦,毫无挫折。」若再问理由,理由有二:「第一,本来无有的事,能有一个人读经,就是一个成功,能有两个人读经,就是两个成功。所以这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事,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因为不可能失败,再失败也是回归到零而已。第二,因为读经这件事,是基于人性的事,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天下人的事,不是一时造作的事,也不是我一人的事。所以,读经之一时能推展开来,不因我的功劳;而若一时推展不开,也不是我的无能,更不代表将来不能忽有进展。所以,所有挫折,都是一时的,都是虚妄的。只有人性是永久的,是真实的。因此,如果现实上真有什么『挫折』,我一向都没有『挫折感』」。

    从刚一开始推广读经,我就明透了这种道理,抱定了这种态度。也因为有许多识与不识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心情,读经教育才能普及开来。菜根谭有句云:「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正可形容在这教育问题日渐严重,中华民族起死回生之际,这批芸芸众生中默默的有志之士的奋斗精神。

    家庭读经,到小区读经班,到学校课外读经,一关一关的打开,每一关,都是如此:先有许多人全面反对,后来觉得并不需要如此反对,变成了部份质疑;后来,又觉得质疑得也没什么大道理,于是变成观望;然后久而久之,或许了解了,转为赞成;或许还不了解,但见成效斐然,有益于儿童,有益于家长,有益于社会国家民族,虽然想要反对,想要质疑,也就消其声,匿其迹了。

    最近几年的「读经在家自学」,或称「私塾读经」,算是最为「不合时宜」的阶段了,也是在读经教育正式进入「体制」之前,最后的阶段了。(当然,将来如果真的体制内都读经了,这种私塾教育还是有其特殊功能,有其存在的意义,「读经私塾」将是千秋万世,必定存在,而且永远是一种对国家民族产生重大影响的教学方式。)因为世人总是媚俗乡愿,「以多自证」,而「读经私塾」又是明显的「违逆体制」,所以反对质疑的人最多,声浪也最大,恐怕其反复颠跛的持续力也将最久。「读经在家自学」的推动,会遇到这样大的困难,乃是自早意料中之事;而反对声势之日渐消声匿迹,「读经在家自学」风气之日渐广播顺利,也是自早即已意料中的事。相信若干年后,再回头反顾今日之龂龂争论不休,当会令人哑然失笑。

     我曾把反对与质疑者用几个层次加以分类,并建议吾人处之之道,希望这些反对与质疑,如晴天的浮云一般,早日飘忽过去,让教育思想早日回归本位,让教育制度早日合理化。

    首先,按反对者的身份地位来分,则可分为有地位和无地位两类。所谓无地位,就是一般普罗百姓,一般百姓中,当然有读经的支持者,亦有读经的反对者。但这些反对者之反对,往往是不明不白的,没有理论基础的,他们只是出于社会的生活习惯,追寻眼前可见的利益;或是只知跟着体制走,以为「人多的地方就安全」,认为唯有遵循体制,才能维持孩子的现实功利。面对这种芸芸大众,想要改变其思想观念,是很简单的,不过很辛苦,要身体力行的投入。我们所应采取的办法是:只要多倡导,倡导再倡导;或者静静的等他几年。等他知道了,知道读经不仅不违背社会与时代,乃是社会与时代的先进思想;知道读经不仅不妨碍他孩子的应试,乃是有效的应试手段。要成绩,这里有最高的成绩;要功利,这是最大的功利!他就会转反对为质疑,转质疑为观望,等到观望出效果,便会积极的参与和支持了。

     至于所谓有身份地位的反对者,又分为官员与学者两类。学者,是有学问,有主张,能发言,能散播思想以影响群众的人。官员,则是有政治或社会势力,能有力干涉群众生活的人,如政府教育部门,以及学校校长,主任,教师等。

    反对读经的学者,又可按其心态来分,有真诚不真诚两类。真诚的反对者,是他真的关心教育关心文化关心民族关心人类,他是怕读经破坏教育,妨碍文化,削弱民族,祸害人类,故而反对。这种反对者,是有良心,有诚意,有理性的人。不管他反对的理由深不深,都是我们应当尊敬的。这种人,是可以商量讨论的。所以也是只要多加倡导,让他好好了解读经的理念与效能,当他意识到原来读经教育正是他日夜所祈望的真正的教育,就会从反对转为支持者。

    但不真诚的反对者,是为反对而反对,是闹情绪的,尤其是许多名高望重的「教育学者」,如唯西洋是崇的所谓海归派学者,往往以他所学所知的一偏之见,对凡是与他想法不同者,就直觉的要反对。所以他们虽身居「学术界」,但其讨论问题,是很不「学术」的,他往往在未能了解对方之前,即以自己所以为的「对方」,拿来没头没脑的攻击。这在学术界称为「打稻草人现象」,即自己结了一个稻草人,心里设想:「这就是我的敌人」,于是认真打将起来,结果,三两下子,很容易就把稻草人打倒了,便沾沾自喜以为胜利了。有这种习性的学者,是不会虚心听别人的解释的,他本来就是没什么学术良心的,本来就是理性不健全的人。但往往这种人脾气特别大,讲话带有杀伤力,而且很带劲,会跟你纠纒不清。这种人是不值得尊敬的,但这种人是可怕的。

    这样的人,我们有两种面对的方式:第一种是,暂避其锋头,以待其无趣而消退。因为他们的意见,本是无根的,像海浪,来势汹汹,你越理它,它越带劲,但不理它,则将很快自己退潮。因为他们的用心,本来就不是真诚的要为学问真理而思考,本来就没有意识要为国家民族为人类寻出路,所以并没有挺身奋斗的持续力,只是一时的情绪发作发作,发作过,也就索然平息了。此即老子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孟子所谓「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之故。吾人只以一坦然的心承受,默默的眼睛观看,便见它的势头之自涨自消了。故老子又云:「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曾见有一首疯颠和尚之诗云:「有人来骂我,老衲只说好;有人当面唾,随他自干了;有人要打我,老衲自睡倒;我也省力气,他也没烦恼。」我也常说:「他的孩子不要读经,听他话的家长的孩子也不要读经,但我们的孩子却要读经。他不读是他的不读,我要读是我的读。谁是谁非,反正现在辩也辩不出结果,十年二十年之后,咱们再瞧瞧吧!」所以,在自由的时代里,「不理它」,是最省事最方便的策略。

    但群众往往是无知的,盲目的,而这种人往往有些名气,有相当可信度,会在社会上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纵使知道这种人本身心灵已经关闭,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吾人也应趁机向大众讲解读经之道,以尽我心之诚。所以面对这类人物的第二种方式是:逐一的反驳。但这是相当累人的,因为他们所提的问题,其实都是「稻草人」问题,或者已经很老旧过时的,或者是自己幻想出来的,或者是把天地间本来就必然存在的、他自己也不能避免的教育问题,全部拿来当作攻击读经的武器。都过了八十几年了,他们还跳不出五四的窠臼,躲在框框里,还自以为是「先进」。所以他们所提的那些问题,往往都是很粗浅的,老早就说明过了,解决过了。不仅是这几年来,我们以理论和实践回答了,解决了。甚至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问过了,回答过了。(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诸先生,皆曾对鲁迅胡适等人的教育思想给予深刻的讨论和响应,读经人应多加参究)。一直说过的话,现在还要再说一次,岂不累人?但为了文化的关怀,为了学术的真诚,我们宁愿「口角流沫右手胝」,一说再说,一写再写。但我们的态度应是不急不徐,不卑不亢,而非要与他争闲气,较长短。我常说:「中华民族苦了一百年了,学生苦了一百年了,不要再争下去了。」

    至于反对读经的官员,也类似学者的分法,可以分真诚与不真诚的两种。真诚的教育官员,日夜为人类文明民族存亡而忧心;真诚的校长主任老师,时时以「为天下培养人才」为职志。他们只因为害怕读经教育不合人性,害怕读经将会折损人才,所以才会反对读经。如果这种人来反对读经,纵使他的观念和我不同,我一定也很尊敬他,而他一定有助于我。但,很可惜的是:这种人是不多的,而且几乎不可能有这种人。因为一个对教育有热诚的人,一定是心胸开阔时时追求新知以改善教育的人。读经既然是出于人性,又是促进民族发展,培养人才的良方,而且既然推广这么久,成效如此大了,为何还不知道呢?知道了,则读经与他的理想如合符节,他那一直没能实现的理想,正必须透过读经方能完成,他推行都来不及,怎会再反对呢?所以几年来,我所遇到过的反对读经的或官员或校长或主任或老师,其反对,大概都不是站在「教育」的立场,而是站在「官僚」的立场。他们首先的反应,不是问读经有没有教育功能,而是问:「读经合不合教育体制?」「读经合不合我的教学习惯?」尤其是「在家自学」,对体制的冲突更大,引起更强烈的反应。但他们主要不是疑惑:「为何家长好端端的学校不上,而要辛苦的在家自学,是家长发了神经了?还是其中有更深的缘故?」而是直接反应:「你违法!」「你看不起学校教育吗?」,「你给我行政添麻烦!」「你这不是故意和我作对吗?」也有可笑的理由是:「你们都在家自学了,学校不是要关门了吗?」还有更令人失望的是,我曾亲自听到居然有校长和主任,对没来得及申请在家自学,或申请了没通过,而要为孩子「长期请假」的家长这样说:「我当然知道读经很好,我也看过你们的孩子,大量读经后,气质有很大的改善。但,我做校长的,主任的,要执行我的职务,我不准你们请假在家,否则,要把你孩子当作「中辍生」处理。」我认为:「教育」,本来就不同于「法务」,教育之「不循体制」,本来就不同于法律上的「作*犯科」。教育部门对「在家自学」的较好的处理方式应是「辅导式」,而不是「捉贼式」。

    所谓辅导式,我曾经听过台湾南部有一个小学,校长特别拨出一间空教室,给校内以及校外,甚至学龄前,凡是想要全日读经的孩子,聚在一起,由这些学生的家长自行聘请读经的老师,在「学校内」实施「在家自学」,全天读经。更可贵的是,校长告诉家长们说:「你们好好读经,学校资源完全供应,如有教育上的问题,可以和我或老师商量,什么时候想要回到正常体制,欢迎随时回来。」我本来以为大陆近年来的开放,各部门各行业蒸蒸日上,大有挤身世界先进国家之势,其对读经在家自学的处理,应当会比台湾合情合理。但最近,我看上海某区的教育局,居然会对「孟母堂」扣上「三条罪状」,宣称要「严格取缔」。好像把「教育」问题当成了「公安」问题了,把原来可以让百姓感觉温馨的「辅导」演成让人民战栗恐惧的「捉贼」了,实在令人失望啊!如果我们能有所建议的话,我愿意顺着复旦大学历史系顾晓鸣教授的意见,告诉上海教育局:「教育实验是世界的趋势,简单禁止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利于弘扬民族文化。方今政府正积极教育革新,鼓励教育实验。贵区有孟母堂,如果能善加引导,好好利用,做出成绩来,以作为教改的一种参考,应是贵区的荣幸。而且是各级领导尽忠国家,向上升迁的大好机会。」辽宁锦州已于今年四月间成立「读经教育研究会」,由市教育局核批,并得到市书记的支持,给予最大的实验空间,继续施行原有的全天候读经教学。上海乃国际化城市,在国内有龙头的作用,其领导心态如果不开放一些,如何「保先」呢?

    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论,读经的成效已经有目共睹,唯一让教育当局有话说的只是「义务教育法」。不过,礼贵合宜,宪法都可以改了,何况「义务教育法」?此「法」本来就是不具硬性约束力本的「法规」,而非「法律」。而且,它的时代需要性已经过去,它的规范功能已经减弱,因为当初世界先进国家所以订立「义务教育法」,是针对不知教育的穷苦国民,怕他们把孩子当童工,影响到整个国民的知识水平,才设计的规则。如今,社会情况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现在,不是家长不懂教育,乃是相反的,家长认为学校教育有缺陷,不能满足其教育的期待,他们要自己追求更高明的教育,所以把孩子从学校领回家,由家长花精神,花金钱,用自己的理念教。美国已有百分之三以上的学生(约两百万人)「在家教育」了。「义务教育法」根本不是为这个时代为有理想的人设立的,「义务教育法」是不能应付时代不能范限理想的。因为这群在家自学的家长所做的事,正合乎当年「义务教育法」所要追求的最高目的──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为天下造就人才,为国家培育栋梁。(如果还要深入一点看的话,有些政府是利用「义务教育」,方便来灌输「政治意识型态」,以对全体国民进行「政治洗脑」。但这种政治意图,本来就是违反人性的。吾人相信,这不应是当前台湾与大陆这样一个追求现代化民主化的政府的用意。况且,如果在家自学的孩子都能高标通过学校所有的课程测试,则政府所给的任何政治思想内容,亦皆可以达到目的,何愁之有?)

    如果一时之间,教育官员,面对像孟母堂一类的教育尝试,不能放下既已「明令公布」而未及修正的「义务教育法」,其实也可以有另外的很多辅助的管道,不一定非要「取缔」不可。总之,父母永远是「教育权」的最大拥有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如果是关心的,大体是合理的,政府的教育部门都应该担任辅导的角色,才是合乎情理,而为民便民的。而家长也要自觉:「您是您孩子最后负责的人!」我曾经说:「教育局的官员,审察的学者们,跟你孩子一生的前途几乎是不相干的,他们也不会认识你的孩子。而校长,只在这个学校做几年,就要换人。老师最多只教你孩子两年,他就不管了。而你,要管你的孩子一辈子!」所以请有理念的家长,请一定要「温柔的坚持」下去。而我也诚挚地祈请教育界的长官学者们,学校的校长主任老师们,除非您是真的要负责人家的孩子一辈子,否则,能放手就稍放手吧,给人家孩子的成长之路,开个方便之门,这是「无量功德」呀!

    何况,大家都知道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每年大学联考(大陆谓之「高考」)一发榜,世界上总是有几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不管外国还是中国,举国欢庆。在外国,大家都知道,那是「在家自学」的结果。在中国,则只知「欢庆」,该地的教育当局,或其原有学校的校长老师,尚且觉得与有荣焉,但大家从没想到那是「在家自学」的结果。所以,遇到像孟母堂一类的教学地方,不是给予鼓励期待,反而变成干扰取缔。这里有很大的予盾!难道,只能接受现成的结果,而不能接受其所以会结果的过程?

    至于有人说孟母堂的收费太高,非一般百姓所可负担,以「贵族学校」作讽刺而反对之。这种反对叫做「不伦不类」,因为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教育的主题。在台湾或大陆的其它省市,「读经私塾」的收费,也有高于孟母堂的,也有较低的,甚至很低的,还有特殊情况免费的。本来,收费不收费,费用高不高,是有其内在外在的因素的,而且这是私人「自由的」,不是制度「强迫的」。何况已经事先表明,愿者来,不愿者去,就没有所谓公义不公义的问题,这不是局外人可以管得着的。

摘自《读经通讯》四十七期(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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