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第一”的哲学大师──我所知道的牟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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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财贵  日期:19931216  载于:中央日報長河版

中央日报长河版要我在其「牟宗三语录」专栏刊出前写一篇文章介述牟宗三先生其人其学。众所周知,牟先生是国际闻名的一代哲学大师。我虽是牟先生的学生,从学于先生十余年,但对其学问略无所得,不敢赞一辞。好在其学术文章已普遍流传,不必多所引介,今只就主观方面说说一己之所闻所感,或许也较亲切。

    民国六十年左右,我师专刚毕业,在台中大坑教书,间从一隐者掌牧民先生问学,掌师曾对我说:将来一定要读唐君毅、牟宗三的书,这两个人有天下家国兴亡之感,他们的学问是可靠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牟先生的名字,那时两先生的书在台湾还不常见,掌师是从人生杂志上看得的,我偶尔也看,但不很懂。后来,我读师大,恰好牟先生从香港来台大讲学,我就去旁听,也似懂非懂,以一个国文系的学生去听大哲学家对哲学研究所研究生讲的课,当然不免吃力。但我自己鼓励自己:听不懂有两种,一种是讲者本身理路未清,故做高深,当然令人莫明其妙;另一种是称理而谈壁立千仞超过听者的程度,所以难以契会。而我每听完课总有一种心灵上的震动,总觉得其中似有充实饱满的东西在闪烁,是我自己不行,把握不到。所以如果暂时听不懂,不仅不必感到遗憾,无宁要私自庆幸 遇此绝学才对。同时有几位同学一起听课,都因不懂而害怕,因害怕而放弃了,我却因为有了那样的认定,所以愈不懂,愈觉有味,或许因为是初生之犊吧!因此,牟先生先后开了宋明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中国哲学问题、中西哲学会通、孟子等课。一连四、五年,也就每堂必到的听了下来。后来,牟先生回香港,我又到香港从游两年,之后,牟先生受聘来东海大学两年,中央、师大三年,讲授中国哲学专题、康德第一、第二、第三批判、现象与物自身、易传、庄子、圆善论等课程,我也都有幸能一一听讲。并因为感到精采难逢,所以每讲皆录音保存,十多年下来,箱柜中已累积五六百卷录音带。著名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以及正在转写中的《庄子齐物论》便都是以我所保存的录音整理出来的,我在同学中常自嘲为「录音宗徒」。

听牟先生上课或讲演是一大享受、一大考验。开始时,总是清机徐引,闲闲而来,这时亦步亦趋还可以跟上,但不一会儿开始纵放盘旋,渐转渐高,弥高弥细,就往往愈跟愈落后,正想提神加紧,忽已戛然而止。两三个小时不休息的讲下来,已然一个主题的完整表述。我有时也帮忙整理讲辞,往往就着录音迤逦而下,即成一篇架构俨然义理焕发的哲学论文,所以我常说牟先生真是「说法第一」。

原来其中是有要窍的,记得牟先生有次看我讲课,之后,跟我说:「每讲一课,只要抓住一个主题,将它里外讲清楚,便是有用,便有可观,杂驳而概略是不能显精采的,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大概就是牟先生讲课之所以引人的现身说法吧。但听来好像已经有径可寻,其实谈何容易,我知道如果积学不富、义理不熟、应变无方、意气不平是难于企及这种境界的。积学如何而可富,义理如何而可熟,牟先生认为第一须用功读书,第二要能思考,第三要有生命的感应。关于这三点,吾人或可从牟先生治学之精神得到一个典范。牟先生私下谈天时,有时会引他一生用功的情形来勉励学生。最有趣的是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还曾因为他上图书馆的次数破了纪录,所以学校特别颁了一个奖给他。牟先生自己说,他在大学时候几乎天天上图书馆,而上图书馆是早上带了一个馒头进去,到晚上才出来。读书的方式则是用最笨的办法:地毯式的读,并且随手做抄录,抄录往往是整段整段地抄,外文则自己边读边译,翻译也是整篇整篇地翻。牟先当时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研读《周易》,便是这种方法,他把图书馆中有关周易的书全部一一读过,一面摘抄即一面构成系统,在其同时也翻读怀悌海、罗素、维根斯坦等人的书。大三时就综合会通而写出了三十余万字的《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一书,而此书,曾被礜为:「化腐朽为神奇」,为周易的研究开出一条新路。

牟先生维持这种每天长时间的读书方式,直到晚年,例如前些年,我曾有幸陪侍牟先生,他已经八十出头,还看到他每天固定早晨五点左右起床、看书或写书,直到八点,早餐后略事休息,从十点再工作到下午一点,午餐。那时下午及晚上不工作。但在七十岁前,下午还是坐三个小时的。他说,年轻人,如能这样在清晨、上午、下午各工作三小时,每天读书九个小时也就够了。牟先生不论讲学写书都有明确的文献可据,言不虚发,笔不苟下,步步为营,确实可信,就是这样长远积学所致。此种为学的方法,牟先生称为「文献的进路」。牟先生说,「少年要有聪明,中年要有功力,晚年要有境界。」我想,这应叫做「功力」吧。牟先生在其名著《心体与性体》序中有云:「予以顽钝之资,恍惚摇荡困惑于此学之中者有年矣。五十以前,未专力于此,犹可说也,五十而后,渐为诸生讲说此学,而困惑滋甚,寝食难安。自念未能了然于心,诚无以对诸生,无以对先贤,亦无以对此期之学术也。乃发愤诵数。撰成此书,亦八年来之心血也。」可以见其用功之深谨。

其实所谓学问的「功力」,除了要有资料性的死功夫之外,尚须有精密之思考力。牟先生对问题之分析思辨力与学问系统之建构力,得力于少年时之逻辑训练与西方哲学性思考之训练甚大,譬如他曾经以半年之生活费购买一部《数学原理》,而且从头演算到尾,即是一例。所以牟先生的学问不为则已,凡他所触及的,必是尽其源委,有始有卒,而其表达亦必眉目朗然,条理分明,使人有一种「定则定矣,不可推移」之感。牟先生常说:「我之所论纵使不敢说全对,但如有错,亦是清楚的错,而可以供诸客观的讨论的。」学问要做到有「客观」之自觉。非有平静清澈的头脑不可。所以牟先生平时常教年轻人要学逻辑,要训练思辨能力。认为一个人纵使学知过人雅有性情,但是如果思辨力不足,在学问之追求上往往不能洞见宗纲,知所统绪。甚者假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说,不免随意漫衍,了无规范。而遇上时代大问题,更鲜不为情绪所迷乱而妄作。通观近百年来,中国所遇到的大事,如文化上有全盘西化的矫肆、宗教上有耶教的掺和、政治上有共产唯物的披靡,而知识分子对此所以徬徨失据,大体都可以归结到失去思辨能力的缘故。思辨是一种「定力」,思不能定,心神必起摇惑。古人说德可以润身,牟先生更提醒吾人应知「智可以润知」,古人说「兴于诗、立于礼」,随时兴感,固是佳事,但要出现客观的学问,便须更有一种「立于礼」的心灵,即是理性自我之客观化。中国古人非无学问,亦非不能思辨,但是其学问之成就及其思辨方法还未能达到自觉而客观建立的阶段。所以每当天地闭贤人隐,文化学术之光,亦随即折散沉晦,这种缺憾给中国文化带来极大之危机。现代中国读书人在西方学术之冲激下,应自我警愓而注意思辨之精确化,并能表之于语言文字,以明确建立学术之轨范,牟先生称之为「正解、正见」。有正解正见,而后可以有正行,现代的中国人才可以一面重新疏理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以承续先哲智慧,一面面对西方文化,解决时代问题。

固然,若徒有文献的堆积,呻吟呫哔,不足以成学;而进一步有了精密的思辨,系统的构作,亦犹是外在的形式的学问。牟先生之最足以动人处,尚别有所在,此一层颇难说,这或许即是牟先生所谓「生命的学问」了。尤其中国儒释道三家之学,皆重「生命」,而属于「实践的」学问。所以一个想为中国做主的知识分子更须在自己的生命中愤悱出一种「存在的感受」以开发文化心灵,然后乃可以亲切把握先哲德量之怛恻精诚恢阔活泼;而不把此学当作已陈「国故」来糟蹋。要感受到这一层义理之实存,且又能拳拳向慕,则不只是功利计较之聪明所可办,其生命中亦须有相当之「智慧」才行。智慧本自人人都有,而近世中国人则急于自我作*,乃至文化智慧一再梏亡,心灵平板浮浅化,而尚自以为得计,要中国文化有前途也难。所以为今之计,首先须把青年人从科学理智一层论中唤醒,而使其心中常「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才可以上通历史文化之大本而契入中国学问之精神。

牟先生悲切悱恻之襟怀,固有来自天生性情者,而在年轻时受其师熊十力先生之提撕也尤多。在《五十自述》一书中,牟先生有一段二十岁出头初见熊先生的回忆,很是精采,可以透露其中之消息:

    ……他们在那里闲谈,我在旁边吃瓜子,也不注意他们在谈些什么。忽然听见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地不客气,凶猛得很……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我们在学校中,个个自命不凡,实则憧憧往来,昏沉无觉,实无所知。一般名流教授随风气,趋时式,恭维青年,笑面相迎,以为学人标格直如此耳。今见熊先生,正不复尔,显然凸现出一鲜明之颜色,反照出那些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间尚有更高者,更大者。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反观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杂乱矜夸导誉之知解,全说不上是学问。真性情,真生命,都还没有透出来,只是在昏沉的习气中滚。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的眼睛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返照,照到了自己的「现实」之何所是,停滞在何层面。这是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中之开始机缘。此后常往晤熊先生,他有一次说道:你不要以为自己懂了,实则差得远,说到懂,谈何容易。这话也对我是一棒喝。……我由此得知学问是有其深度的发展的,我有了一个未企及或不能企的前途。……一般人只是停在平面的广度的涉猎追逐的层面上,他们也知道学问无限,也知道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但他们的这个知道只是故实的、材料的、经验的、知识的。这种知道实在不能说「前途」的。所以他们都是无所谓的。他们的有所所谓只是炫搏斗富,他们不承认有德性义理的学问,他们也不知道人格价值是有层级的。……所以他们可以看不起圣人,可以诟诋程朱陆王。这种卑陋无知,庸俗浮薄,实在是一种堕落。可谓全无器识,全不知道学问为何物。

   此一段文字,真可廉顽立懦,所谓「生命的学问」之何所是,尽在其中矣。个人生命的向上一机,即是民族文化慧命相续之所寄,熊先生牟先生所自然相感相应者,乃由普通所谓学术,进乎「德慧」。而这种「德慧」之承传,即是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化的大统。中国古人言「学」,皆指此一义的学而言,见此谓之「见道」,成此谓之「成学」。当然,此种意义的「学」,不能直接成就一专家之学,但却是一切专家之学的价值基础。有此基础,能为人生立德性之准,为世界开价值之源,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的所在,即是人类全幅理性之归穴处。而最能表现这种理性之实的,就是儒家,也可以说儒家即以此种理性之发皇为其本色,这或许是自熊先生以来,凡集中讲此学者,被称为「新儒家」的缘故了。

    说到「新儒家」,牟先生曾表示,这个称号是「外面」的人取的,尤其是顺着洋人的习惯取的,洋人好分别,把宋明儒称作「新儒家」,又把现代讲儒家学问的人称作「当代新儒家」,也简称「新儒家」。这个称呼有其方便,也有其麻烦。方便的是它很能切中此中学问本质,「新儒家」当然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而中国文化又以儒家为焦点,简明地标示出「儒学」在当代并未完全窒息,其实即是表示中国文化之真精神在当代尚有所奋斗与发展,「当代新儒家」这一词是可以用得上的。而此词也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它容易使一些不明究里的人误以为「新儒家」是在团聚一个什么「学派」,甚至是在酝酿一个什么「教」,甚或以为有人想当「教主」,其实这完全是出于一种不明儒学之本性的心态而来的误想。

    牟先生在授课闲谈时,常提到一个哲学史上很重要的观念,说:「儒家」并非普通的「学派」。凡是「学派」,必有一特定的基本主张,或为了解决一特殊问题。而儒家是「常道」,具有「普世」的价值,不是为一时一事而发;而其直通价值根源,下学上达,立人文大本,也不可当作一般的学术主张看。这种观念,是自古读书人的共识,就连庄子历数当时学派,也将儒家另眼相看。只有近世自五四以来,才把儒家平置于诸子百家之列,这是因为没有人生价值层级的认识,也就是不知人文理想为何物的时代表现。儒家之所以为儒家,完全在于其根本于人性之真实以开发人文理想,所以其本源清澈而志愿宏大,近之则完成自我之人格,广之能尊重人类一切理性之成就,善导一切,成全一切。儒家当然不是万能,但他「无适无莫」,而愿与世界任何文化互信互睦。所以在某一方面说,我们说没有一种学问叫做「儒家」,凡尊重理性愿在人性之常中生活着,便是儒家。而另一方面说,只有能本于此种「人性之常」、「理性之光」,并且自觉之,而为之奋斗不已者,方得称为儒家。而一般人心目中的儒家应是指后一义而言,「当代新儒家」,即是当世为此义而奋斗的人。当然基于儒家志业之广大,其所表现的面目自然多方,而牟先生即只是其中之一例。有人曾举第二代当代新儒家之翘楚唐、牟、徐三人,分别就其学问性格而判之曰:唐君毅先生是新儒家之仁者,徐复观是新儒家之勇者,而牟先生则表现智者之型态。牟先生可以说是将中国哲学推举到具有现代哲学的建构的第一人。

   秉此性情以为学讲论,则其为人类理性而奋斗之志愿即不容自已,故有所论,必求其公允。不公允,则心不能安。有所择,必求其精当,不精当,心亦不能安。故牟先生的学问中,有许多前人所未发,亦有许多评时人所不敢评。其标准即在「理性」,合于理性者,赞叹再至,唯恐不及;不合理性者,疾之如仇,必详为辩难而斥破之,唯恐不尽。虽然都出于学术之真诚,但却也因直率而遭受许多误解,以为牟先生好骂人。以我所知,牟先生真是「凡有所誉其有所试」,反之,凡有所评,皆有所由。而且「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既不一味偏袒也非纵情责备。如果对牟先生有较深入了解的话,这是很容易从其著作或言谈中找到证明的。

   例如,牟先生归宗于「儒家」,而其学问的广度却不限于古典儒家,对中国的佛道两家,所采取的态度却尤异于宋明儒者之辟驳。「佛、道高明」,是牟先生常说的话,他主张儒家不应自绝于高明,儒家固自有高明一面,但亦宜接受佛道之激发,佛学之内容更是出奇丰富,牟先生学问之成就受佛家启发尤大。他为道家写了一本《才性与玄理》,为佛家写了一部《佛性与般若》,而其中所讨论的,都是两家内部最根本最难理解的问题,牟先生曾自诩说「我于道家有贡献」,「我于佛家有功劳」。不过虽然如此,当做三教分判时,还是归宗于儒,毫不假借。予夺之间,其精微之处,非读其书者,实在难于猜测。再如,在儒学的研究中,牟先生一反平常人「朱子集北宋大成」之观点,而判朱子是「别子为宗」,引起学术界极大之争议。有人甚至责问牟先生是否与朱子有仇?其实牟先生在书中、在言谈中,提到陆象山,就叫陆象山,提到王阳明,就说王阳明,而提到朱熹,总必称「朱夫子」,因为朱夫子开了另一个传统,所以很伟大,故须尊之为「夫子」。只不过其学问方向未对准孔孟,所以说他是「别子」,是者还其是,非者还其非,这就是牟先生的是非。最特出的是,牟先生对西哲康德的吸收消化,牟先生是效法中国古人吸收佛教的气魄而吸收康德的,首先,是翻译,再来是讲论,再来是消化成自己的养分,而有益于中国文化的充实成长,这当然须要极高的识见与长期的投入。即如翻译一事,康德三大批判,世界上有多国译本,但独自一个人翻出三大批判的,牟先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牟先生始终服膺康德,有人认为他是以康德诠释中国哲学,牟先生说:「正好相反,西方哲学到康德有了极高的成就,但尚嫌一念未透,我是用儒释道三教提升康德。但康德之好处极多,可以补中国哲学之不足,两者正好相辅相成。」在中国近代史上,能以如此健康的心态看待西方哲学而卓然有功于中国文化的,比起五四以来诸多抗言西化之名流,牟先生可以说是无憾了。再者至知最为某些人衔恨的是牟先生对宗教的态度,他们认为牟先生反对天主教基督教。其实这是极大的误会,牟先生说:「除了共产党外,我从不反对什么,何况是宗教。」不过,牟先生希望教徒学者能就其所长,在大学里多讲些神学,神学也是理性的,为何不可讲?但如要讲中国哲学,则应遵守中国哲学之轨道,如实地讲,不可以把中国哲学讲成神学。如果神学与中国哲学都能讲得好,学者的天职即是把学问讲好,大家一起来讲好中国哲学,有何不可?至于是否讲的好,学术自有公论,亦不必强争。所以牟先生归纳自己的学术性格说:「我只反『反』,凡反儒家者,我必反之,凡反理性者,我必反之。」反「反」,是期待归于正。归于正,即是归于理性,归于儒家,所以牟先生说:「我们后台老板是孔子。」又说:「我这一生可以说是『为人类价值之标准与文化之方向而奋斗以申展理性』之经过。」凡有理性者,见此,亦可以相视而笑了。

   民国七十六年,先生七十九岁时,香港大学颁赠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给牟先生,该校哲学系F.C.Moore博士致推介词有云:「牟教授由儒家的心性之学作起点。建立起一套形上学的思想,……此一勇敢而有原创性的思想线索有深远的成果。在牟教授看来,传统的儒家道德哲学是内圣之学,但他亦发展出其自己的外王之学,由儒家的起点产生一政治哲学,维护民主政体以及尊重科学,牟教授关于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看法实形成其思想之重要部份,盖因他视哲学为一基本地实践的学问之故。」又云:「校长先生,诗人豪芮斯好久前即宣说,人类天才的成就比一黄铜纪念碑更为永久。因此,在我确认牟宗三教授的成就之后,把这位理论与实践的知识维护者,以其弘扬儒家传统而扬名于世者,一个经历过长期心灵前进之人,出身是农家而职业是学者,学问的友朋,生命的爱护者,信仰于幸福与德行者,这样一个哲学家,推荐给你校长先生,以便赠与以荣誉文学博士之学位。」一般认为这一篇推介词甚为真切,可以视为国际间对牟先生的公论。前些年,在师大就读的时候,曾听戴琏璋教授说:「牟先生是阳明以来第一人。」后来又听东海大学蔡仁厚教授说:「别人都说我只讲牟先生的学问,似嫌不足。其实,我心中所愿,只要我真能把牟先生讲得清楚就不得了了。」两位教授都是牟先生早期的学生,也都是我老师,这些话都是在私下闲谈的时候提及的,而我亦深有所感。何以故对牟先生有此心悦诚服呢?岂是无端的阿谀?

   牟先生喜欢下雨天,清爽。喜欢荫浓浓的阔叶树,因为它的绿油油。喜欢散步,虽然还没像康德的准时,但几乎每天总要走个把小时,这是牟先生的运动,还有另外一种运动是写书,说:「每天早上起来写书校稿,就是做手指头的运动。」喜欢看老戏,不管是平剧还是各种地方戏,有一次看完了戏,说:「凭什么统一中国?倒不如用地方戏统一中国算了,这是文化所在。」小说喜欢水浒、红楼,别有见地,说:红楼梦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浒传是禅宗。诗喜欢古调、歌行。尤好陶渊明,以其浑化而不像诗也。词喜欢纳兰性德。喜欢闲谈,仿水浒传序意说:「人生之乐,莫若于谈。谈有谈的境界,不会谈者,书也读不好。」如果几天没学生来谈谈,就觉闷气。喜欢下棋,棋力大概在二、三级之间,老来有些退步,输赢也不在意,说:「反正是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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